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之后，曾经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请陶渊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渊明自然不会答应。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根本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不是文人对陶渊明的定义，而是史家对陶渊明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传统史学当作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经学图解，我们就能领会这段文字的分量。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陶渊明的眼光何尝离开过他的时代他的国?与其说《桃花源记》是对乌托邦的幻想，不如说是对中原汉人艰苦抗争、顽强生存的礼赞。

　　美国保守主义学者阿兰·布鲁姆说“政治人物，似乎是诗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不能把握道德现象的政治思想是野蛮的，不能被正义的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诗歌正是以政治人物为核心的篇什，只不过这一政治人物不是那个时代主宰乾坤的桓玄、刘裕，而恰恰是那个不断追问，不断决断的自己。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布尔乔亚式的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傲霜的东篱菊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命的选择。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陶渊明的晚期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并没有逃避。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美国女伦理学家纳斯鲍姆提出“诗性正义”的概念，认为正义同样可以通过感性的诗来实现，正确的判断同样需要诉诸情感和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确是通过诗构建自己的正义城邦，也通过诗来追问那个亘古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