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仅仅是家族记忆的牵绊，陶渊明的伟大还是有限的。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渊明隐居生涯的最终完成。曾祖父陶侃虽然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毕竟是东晋王朝的臣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晋王朝成全了作为寒门和蛮族的陶侃。对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的不满，并不能盖过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也正因为陶侃对晋室的忠诚，影响了作为后嗣的陶渊明。家族记忆之上，是更高的国族认同。但东晋王朝最终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取代，而陶渊明却偏偏经历了这一历史剧变。这使得陶渊明的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三十四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陶渊明这一段出仕的经历颇为值得注意。陶渊明的曾经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不少学人都对陶渊明《述酒》诗的政治寄托有精当分析。可看钱志熙先生《陶渊明传》)历代文人一直在打造一个陶渊明神话，他们只喜欢隐逸的陶渊明，而不喜欢出仕的陶渊明，甚至以出仕为原罪，以至于宋人叶绍蕴以害怕桓玄逼迫，保全性命“不伤生”的理由为陶渊明出仕辩护，这都是书生不懂政治的迂腐之见。其实陶渊明的仕与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诗人兴会，更是躬逢乱世之际的政治决断。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了他的认同，陶渊明的归隐，说明了他的拒斥。陶渊明的仕与隐，体现的是且仅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陶渊明的伟大品格也不是来自不食人间烟火的归田园居，而是来自其爱憎分明，金刚怒目的决断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