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完成的第一项重大成绩是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圣人”、“圣经”、“圣道”、“王化”这些由封建经学以神圣字眼构成的精神桎梏，被“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狂飙一扫而光。在“五四”前期“打倒孔子，废弃经学”的思潮影响下，胡适、冯友兰都说“孔子没有删诗”;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说：孔子“只劝人学诗，并没有自己删诗。”钱玄同说得更明白：“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所以他干脆说：“《诗经》这书的编纂与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4]这个论点的偏激，典型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先驱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当“五四”的狂飙过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冷静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检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重新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孔子不是神圣，不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却是对中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文献整理专家。在现代回顾孔子删诗的公案，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实质上只是一位教育家和经他编选的一部教材的关系，一位古文献整理专家和他所整理的一部上古文献的关系。这样，现代学者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来清理这一公案。

　　从三十年代开始，学者们着手梳理过去争论的脉络，扫除“圣道王化”的迷雾，剔去臆断的偏激之词，而综合双方可取的论点、论据，首先肯定孔子整理《诗经》这一历史事实及其功绩。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说孔子从三千篇诗删成三百○五篇不可靠，但孔子“保持原来的文辞，删去芫杂的篇章……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以保存。”[5]郭沫若则从《诗经》创作时代绵长，产生地域辽阔，而其形式和内容比较统一，肯定它经过总的编辑加工和删改，这整理删改者可能是孔子。[6]匡亚明著《孔子评传》[7]，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意见。这些立论谨慎、稳妥的概括，长期为大陆学术界所接受，基本上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诗经》简介，都采取这一折衷众说、求同存异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