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学者所处时代不同，哲学、政治和学术观点有所差异，对若干课题的研究互有歧见，形成长期聚讼纷纭的公案。经过千百年的争论，有些公案已经解决(如诗全部入乐问题);有些公案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已经没有多大研究价值(如五际四始);近几十年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四大公案：孔子删诗问题;《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商颂》的时代问题;《国风》作者与民歌的问题。本文的任务是将这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进行简要的梳理，荟萃众家之长，求同存异，试图总结出可以较为普遍接受的认识，作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一、孔子删诗公案

　　春秋末期孔子办学，曾经从古代文献中整理编纂包括《诗》在内的六种教材。关于孔子如何整理《诗》，《论语》中只有简略的记载：“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此外《论语》还记述孔子论《诗》、推行诗教的言论行事十多条。孔子称“诗三百”，其他学派的典籍中也称“诗三百”;《左传》所记春秋各国应用的诗三百多篇;《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在鲁观周乐，《诗》的体制和编次与今本《诗经》大致相同，其时孔子只有八岁。从以上可证，在孔子之前已有编次规模和今本《诗经》大体相同的传本。

　　西汉确立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性，把孔子偶像化，把孔子整理编纂的教材神圣化，《诗》成为孔子教化天下的经典。司马迁根据当时传闻，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说孔子从三千多篇古诗中去重、正乐并选择可宣扬礼义的三百○五篇编成《诗经》。这个记述与西汉推行经学的政策和理论相一致，又记载于权威性的正史，几百年相传无人疑议。直到唐初孔颖达为五经作疏，开始怀疑司马迁记述失实：“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1]但汉学家仍因循删诗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