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另一篇是《潜》)，它写出了岐山。《毛序》说它是“祀先王先公”，朱熹《诗集传》则指为“祭大王之诗”，都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即《天作》的祭祀对象是岐山。其实，岐山是古公至文王历代周主开创经营的根据地，其后的伐商灭纣便是在此积蓄了力量。《天作》这首诗，应该既是祭圣地，同时又是祭开创经营圣地的贤明君主的。由于岐山之业为古公开创，而文王后来由此迁都于丰，故《天作》应是在岐山对古公至文王历代君主进行祭祀的诗。至于行祭之人，则非文王的继承人武王莫属。

　　“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武王，但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纣王囚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文王之世，已为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岐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作》一诗，便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非凡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