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宜其室家、求同务实的婚姻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篇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经》名篇《桃夭》塑造了一个德容并茂的女子形象。以灼灼桃花之艳来喻其容，以宜其室家之好来昭其德。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世家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一再强调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现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