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贞的爱情观和追求自由恋爱的良好风尚

　　封建社会的《诗经》评家历来认为郑卫之风是淫风，郑卫之声是轻薄之声。我认为，王风浅明，郑风直爽，卫风含蓄。根据“文如其人”的原则，郑卫之风反映了这两个部族或郑卫民间生活、部族(区别于民族而言)性格的差异。郑卫之民歌都充溢着淳朴而真挚的爱情，欢悦而执着。字里行间反映了郑卫民间生活相对幸福，诸侯政治不太繁苛，社会政治较为清明。因为，“言乃心声”。很难设想，在暴政下生活的庶民大众能够唱出优美的诗篇;也很难设想在残酷的奴隶制下在民间或奴隶中能那样怡然自得地谈情说爱。这种情况说明了当时各诸侯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即有的黑暗些，有的清明些。鞭子是抽不出歌声的。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明，盛世出诗人。如东汉的张衡、曹魏的建安七子、晋朝的陶谢，唐代诗人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宋代的三苏等诗人群体恰逢封建王朝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不是吗?秦和元明清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统治下诗坛几乎是“万马齐喑”。诗言志，诗亦言情。当然，有所谓“悲愤出诗人”之说。这大约都是在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衰落之际的呐喊者。战国的屈原、晚唐诗人小李(商隐)杜(牧)、南宋的陆游、晚明的文天祥等皆是。然而，一般说来，诗歌总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据此可以说，郑卫之风反映了当时郑卫二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国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祥和。

　　描写恋爱生活的，如“采葛”篇：“一日不见，如三秋兮。”{12}《郑风》“狡童”篇写一位少女怀春，由于“狡童”――那个调皮的男孩子不和自己在一起，以至于使少女不能吃饭和入睡。《郑风》“兮”篇则写一位少女受到叔、伯的干涉，要她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时所发泄的怨恨之词，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汝)”。《国风・唐》“葛生”篇写一位女子坚贞如一的爱情观，在恋爱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发誓生不能同室、死也要同穴：“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可见，这个时代不仅追求现实的幸福，而且执着地追求灵与肉的统一、追求心灵的一致。《国风・桧》“素冠”篇写一位妻子追忆亡夫，心情郁结，愿与对方一起赴死，说到你怎么留下我一人不管了呀。即“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全篇抒发出的那种强烈而纯真、忠贞而专一的爱情誓言，相对于物欲横流的资产阶级“杯水主义”来说则是弥足珍贵的。当然淡化“从一而终”的观念，有利于妇女实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有利于遇人不淑者的自我解放。但是，爱情专一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性自由的有力否定。《诗经》中“百岁之后，归于其居”{13}――“生不能同室，死愿同穴”的坚贞爱情观至今仍值得提倡。 　　至于“投桃报李”{14}式的爱情观，在今人看来具有市侩气，实际上这意味着爱情平等观的生动体现。试想一个追求另一个、一位傲视另一位的那种居高临下型或恩赐型的爱情，只能导致婚后一方屈从或支配另一方(否则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或离异);哪能谈得上和谐优美?哪能谈得上平等和幸福?爱情和友谊一样是相互的、平等的。只有这样才是长久的，才有平等和幸福可言。而平等是相互尊重的前提，是婚后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那种纯粹高尚的无私奉献的爱情观之崇高价值。

　　一言以蔽之，《诗经》里所反映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而且多是健康的。上述五个方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有关政治、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则于另文探索。本文不当之处，诚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