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代，朱东润指出《诗经》的风、雅、颂的划分标准是以地而论：“《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8]同时他还指出国风皆以产地而言：“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小雅、大雅、为名十七，实则皆以诗之产地而言，其为言人事者则一也。”[9] 游国恩则更进一步，将风诗分为五个区域：一是王郑陈郐，属于中部地区;二是邶鄘卫魏唐，属于河东地区;三是秦豳，属于河西地区;四是齐曹，属于海滨地区;五是“二南”，属于江汉地区(参见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这种分法强调了地理因素，却忽视了人文历史的因素，因此尚有疏漏。如邶鄘卫和魏唐，虽然都在河东地区，但是区别很大。邶鄘卫属于今河南地区，代表着殷商故地文化，而魏唐属于今山西地区，代表着晋文化。因此邶鄘卫和魏唐，若合而言之，则失之于笼统，故宜分开。但游先生这种从地域角度对风诗进行分区的思路，却颇有可观之处。

　　其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风诗的地域分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如李旦初把国风分为“郑卫”、“二南”、“秦幽”、“魏唐”、“齐曹”五个流派，依据的是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参见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陈春保等则归纳出《诗经》中几种显著的地域文化，如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参见陈春保、高金生《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另外，从风俗和文化的角度对春秋地域文化进行整体划分的研究著作也不在少数。如蒋宝德等认为我国最早形成的区域文化有秦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及中原文化(参见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而陈绍棣则把两周列国分成中原、齐鲁、北方、秦、楚、吴越和巴蜀滇等七个风俗圈(参见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这些观点都颇具启发性。 　　综合考虑前辈和时贤的意见，笔者认为：《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划分标准应遵循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理标准，即考察诗歌的产生地的地理位置;第二，人文标准，即兼顾诗歌产生地的人文因素，如民风民俗;第三，文学标准，即分析风诗本身的特点。依据这一标准，笔者将十五国风划分为五个地域文化区，具体论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