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几顿红苕饭，吃得特别顺口，左一碗右一碗，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仍不肯放下碗筷。日子越往后，我对顿顿不离红苕的饭就渐渐地犯了愁。父亲却照样吃得香甜，还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自然灾害，人们都没吃的，啃树皮，吃“仙米”（一种泥），见了青草也是香的，不知饿死过多少人，这红苕饭，跟以前比起来，要算是好饭了。

　　父亲的经历和让我痛惜的话，也曾让我惭愧过一阵，决心不再挑食。可我吃饭的速度，还是慢了下来。每当端起一碗红苕饭，还是不由自主地先挑了饭粒入口，碗里的红苕，堆了大半碗，不得已，到了最后，只得将那令我早已不甚感兴趣的红苕塞进嘴里，慢慢嚼，越嚼越没味，越嚼越不想下咽，又怕父亲责备，只得强行咽下去，再也不肯多吃。令我痛苦的是，每顿吃剩下的红苕，父亲也不肯倒掉喂猪，而那些隔顿的红苕，已经变得发黑、发硬，也吃不出甜味了。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父亲有时干脆拿红苕当晚饭，清水煮上半锅，放上盐和少许的猪油，就着咸菜和辣椒吃得有滋有味，我却是食欲大减，只肯盛上一小半碗红苕大半碗汤，将那个已令我非常讨厌的红苕用筷子碾碎，搅成一碗糊糊状，硬着头皮“咕噜、咕噜”喝下去，那样子，绝不亚于大人拧着眉喝中药时的苦，还有壮士断腕般的豪迈。

　　其实在那个年代，尽管常有人口多的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拿红苕充饥，在我家，三个人的地种出的粮食两个人吃，一个大人一个小女孩，是绝对够吃的，还真是年年有余。

　　最令我不平的事也就在此处：每年稻花飘香的时节，来家里的熟人就多了，先是叔叔伯伯，然后是同一生产大队的婶子大爷，他们挑着箩筐来了，父亲就把粮仓打开了，金黄的谷子，五十斤一百斤，人多的时候，父亲还要自作聪明地帮他们分开，说是“相互匀兑”，“饿了大人也不能饿了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