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要吃红薯。”一走进菜市场，孩子就指着堆放在菜摊旁的红薯对我说。这年头，孩子的话就像圣旨，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挑了几个看上去又大又光滑的红薯，称了，付了钱——感觉价格贵得离谱，二块五一斤。我暗笑，若在老家，那些堆成山一样的红薯，喂猪，猪都不太爱吃的，更别说，再让人花钱去买了。

　　家乡的红薯叫红苕。每年桔子成熟的季节，地里的红苕也长大了，人们开始把它们从土里挖出来，再种冬小麦。那是一年中最后一个农忙节。田间地里，热闹非凡。男人们挥舞着锄头，一边把生长在土里的红苕刨出来，一边和邻地里的男人聊着天，从天气到收成，或三里五村的新鲜事儿。有时也偶尔说到国家大事，开心处，“哈哈”大笑几声，引得女人和孩子们附和的笑。乏了，就聚在一处，用锄柄当了临时的凳子，相互散着烟，再神吹海聊一通。女人和孩子们就把红苕捡起来去掉泥，再堆放好：个儿大的，放进用竹子编制的箩筐里；个子小的、被挖坏的，堆放在另一边，这样的红苕，容易坏，不易储存，所以喂猪的时候，先捡这样的洗。每放满两个箩筐，男人就取来扁担，套上箩绳，牙一咬，眉一挑，腰一挺，扁担和箩筐就在肩上了，一路有节奏地晃晃悠悠，嘴里断断续续哼哼唱唱，以此表达着丰收的喜悦。

　　红苕大多是红皮儿的，被泥糊着的时候，看上去灰不溜秋，很像孩子们被弄脏的脸，经水一洗，就露出光鲜亮丽的面容。用刀去掉皮儿，再切开，从里面渗出奶白色的液体，这时，孩子们肚里的馋虫就要作怪了，张嘴一咬，脆脆的，甜甜的，这就是我小时候唯一能吃到的“水果”。

　　有几年里，每年红苕丰收后，也是我最犯愁的日子。那年月，土地刚分配到户，人们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就指望那点地打点粮食填饱肚子。偏偏家乡又是人多地少，水稻的产量也不高，除了上交粮税，人们常常是寅吃卯粮，小孩大人个个面黄肌瘦，红苕，也很自然地成了那时的主食。看吧，每到傍晚时分，生产队仅有的堰塘边上，围着一圈洗红苕的男女。依然是竹子编成的筐篼，装着大半篼红苕，先往水里浸透，再“唰唰”地搡动着，他们的身形起伏有致，面赤心热，不时地挥手擦擦头上的汗，脸上尽是欣喜的神色。等到浊水散去，红苕就算洗净了，将篼捞出水面，把水沥干，提回家，挑好的红苕去了皮儿，切成小块儿，或熬一锅红苕稀饭，或用木甑蒸。木甑是由杉木板箍制而成的圆桶，外形类似中空的圆台，内有带孔的隔板，顶部有盖。蒸红苕饭的时候，将桶内的隔板上铺一层厚厚的红苕，上面再铺一层薄薄的夹生米饭，一起大火蒸了，待到木甑四周散出热腾腾的蒸气，红苕和米饭特有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打开木甑盖，那一甑颗粒饱满，晶莹透白的米粒，诱得人直流口水。米饭下面熟烂的红苕，浸透了大米的香味，软软的，糯糯的，越发香甜，它在我幼小的年岁里，填补了不少缺糖少油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