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熬夜照顾蛋，白天一样下地干活，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坚持的。记忆中，我从来没听她抱怨过辛苦。那些小生命出壳后，母亲留下一部分自己养，其余的就换成了我们的本子、铅笔、或者我和妹妹辫子上的花头绳，也有的时候，是家里的油盐酱醋。过了春天以后，再下的鸡蛋，就被母亲存起来了。大街上隔三差五的，会有骑着自行车吆喝买鸡蛋的人。母亲总是告诉我们听着点，好把鸡蛋卖掉，攒钱给我们买新衣服。偶尔，母亲也会给我们买一两根冰棍，那种白白的冰冰的，太阳一照就淌水。那是我们最快乐的奖赏。

　　每年秋天庄稼一上场，母亲就开始准备我们的冬衣冬鞋了。开春以前穿过的薄的棉袄棉裤，母亲早已晾晒整理过，这时候拿出来给我们穿上，先抵挡秋风。然后，就是拆洗拼接去年我们穿过的衣服。袖子和裤腿短了，要接上一截，破洞的地方要用补丁缝好。柔软的做里子，穿身上舒服。厚一点发挺的做面儿，抗风。里子面子都打理好了，还有一道特别费事的工序——摘棉花。旧的棉袄棉裤套，薄厚都不均匀了，胳膊肘、膝盖、屁股蛋等部位已经磨薄，而腿窝腋窝等处又会有皱褶。母亲绝不会允许这种不平现象存在。她总是耐心地用手指把皱褶处一点点捻开，再用她摘好的小棉花片，把薄的地方一处处铺平。小时候，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经常听到村里人夸奖我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尤其是棉衣。我们穿过的棉袄棉裤，无论怎么旧，拆开来棉花套上都不会有破洞。母亲的棉花活做得好，是村里人公认的。最好的例证是：我三舅结婚时穿的棉袄。据说续完棉花后，我的两个小姨妈淘气，直接就把没上针线的棉袄套子，搭在晾衣杆上了，棉花居然没有掉下来。这件事情传开后，母亲的活计就多了起来。要结婚的新人求她帮忙做婚服，上了年纪的老人有挑活的，就来找她做寿衣。母亲总是笑着应承下来。那些人不知道，母亲做这些活要熬多少个夜晚。经常是我睡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油灯下摘棉花，脸孔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