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探家回到南太行乡村，总是很惶恐，到附近城市下车，回家的双腿总是变得虚软，心咚咚跳。有一次，我提着一只篮子刨红薯，然后到池塘去洗，一不小心，趔趄了一下，右小腿被一块尖石划了一道三厘米长的血口子。鲜血呼呼外冒，我用手掌捂住，撩清水洗，然后摘了一枚梧桐树叶粘住。

　　当时，村里的几个人看到了，一个堂伯及其老婆，一位堂哥，还有一位奶奶。他们只是看了看，然后继续刨红薯、割玉茭杆、拔萝卜缨子。母亲看到，一边埋怨我咋不小心，一边抓了白面，糊住伤口，又找了一根白布条缠上。这伤疤至今还在，形似僵死的蚯蚓。我早就忘记了疼，每次看到，脑海里就蹦跳出几双比早霜还冷的眼神。

　　若仅仅这些，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头三年，每次回去，母亲就给我讲一些她和弟弟受殴打与伤害的事。有一次，母亲被一个当过兵的堂哥追着打了一顿，原因很简单，二舅的一棵柿子树上柿子被人偷了，母亲说看到那位堂哥天擦黑时去了树下。然后，又说给一个当时关系较好的堂嫂，堂嫂又说给了那位堂哥。还有一年，弟弟为了捍卫分给的二分地，与邻居论理，一个人还想诈唬诈唬。结果被人家一家四口抓住打成了脑震荡，至今记忆力很差，算账也算不清楚。找到派出所，派出所开始说要严惩，后来却态度相反，不再过问。

　　此后我几次回去，每一路过派出所，我都充满了鄙夷。后看那坚硬的柏油路面，想起母亲连续五次，步行十多里，顶着大太阳去找派出所要求公道处理的情景。

　　因此，我和妻子极力劝父母和弟弟一家搬走，且在西北找好了地方。可母亲不，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我和妻子无奈，但探家的次数明显增多。我渐渐发现，一个男人无论多远，唯一能够提供给他疗伤与安妥的地方，还是故乡的父母身边。

　　在巴丹吉林沙漠那些年，肉身在黄沙粉尘中被损耗，生活却发生着改变。还是单身时候，与几个人同寝室。其中一个，家是附近酒泉市的，父亲好像是一个官员，染上毒瘾。他向我借钱，我把自己仅有的八百块钱分两次借给了他。不久，他被开除，我冲他要。我说我们家穷，你给我吧。几近哀求。他拿起一个哑铃就要砸我。我懦弱了，再也不找他要钱了。我当时想：我不能出问题，尤其是肉身上，向一个吸毒的人要债，且又是被开除了，万一冲突起来，我再受些伤，小没事，大了呢？我还是一个大小伙子，没有成家，也没有什么生存依靠，父母兄弟在乡村，尤其是母亲，有好多事，或许全部希望都寄托我身上，我要是出了问题，就等于害了一家人。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妥协。2009年，我们在邢台买了房子，打算2011年回去，不为别的，父亲不在了，还有老娘和弟弟一家，我是长子长兄，要守着他们。到成都，也想了好久，但最终觉得，对亲人好，不在乎远近，再说，还有儿子的将来。

　　一个人到成都，开始也觉得了一种一个人的自由，时间久后，我发现，我对家庭乃至妻儿的依赖深切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也常常觉得，妻子是母亲和爱人的混合体，在我心里，她是最仁慈与可靠的，也是除母亲之外可以学孩子撒娇甚至出丑，且不被嘲笑的不二人选。

　　在忙碌当中，就又是冬天了，这一段时间，必须一个人在成都度过，自由而时常郁闷，还有些抑郁症倾向，肉身愈发懒惰。上个周日，切土豆（这一直是我喜欢的，多少年来不曾厌倦）时，菜刀一歪，手指疼，一块肉掉了，后来是血。我抽纸包住，去超市买创可贴。想到自己甘油三酯高，也曾问过医生可以献血不，她说恐怕不行。早上起床去卫生间，还想着：要是能放点血就好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没想到中午就自己切了手指。鲜血流出，在白色的土豆条间，真像是一朵花，艳丽无比。用创可贴包扎了，还有血渗出来，也像一朵花。我想电话对妻子说，又怕她担心。一个人坐着，脑子里飞旋起关于肉身的记忆。

　　我知道，每一次创伤都是肉身的一种历险，而疤痕，很多时候承载了一个人肉身及其灵魂的某些历程和体验，尽管是一个人的，其中也隐藏和记录了一个人背后的人群及其时代的某些影像，尽管它并不丰厚，也缺乏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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