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尝不知道，在人类的悲欢离合中，我的故事极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故事倾注更多的悲伤。对于我来说，我的爱情波折要比罗密欧更加惊心动魄，我的苦难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泪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是罗密欧，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实上，如果人人看轻一己的悲伤，世上就不会有罗密欧和俄狄浦斯了。

　　“我终归是我自己。……我无法不成为我的一切行为的主体，我对世界的一切关系的中心。”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则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尖锐的指出：

　　“我们最应避免的是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设计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规定了一系列牺牲个人利益、照顾他人利益的法律、政策、条文等等，可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却人人寸利不让，提倡无情的斗争，引起生活中的摩擦，不愉快，造成一个冷漠、缺乏同情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道德观念需要调整的重要方面就是将集体至上还原为个人至上。如果有什么情况集体利益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这样做，或者从个人的长期利益来看需要这样做。”

　　不仅仅是“发现”。

　　也许有人会说，正是毛泽东“贵我”的思想，造成了他晚年的独断专行尤其是文革的错误，所以不值得倡导。这种观点我认为有失公允和客观。因为在几千年封建专制才刚刚结束的几十年内，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环境和民主机制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有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原因。我们不能简单的抹杀掉他“贵我”思想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实事求是地讲，在今天乃至将来，自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实现高度的一致，仍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中国入世以后提高国际竞争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趋势与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学，任重道远，我们所要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