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我”，相信自我，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之一，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伟人在人格上的根本原因。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种“贵我”的思想一以贯之，使他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积极有为，乐观奋进，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身上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与传统智慧，但他身上同时也存在着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还是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命题：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讲人与社会，出发点是从人到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社会到人。中国历来重整体、轻个体，重道德、轻私利，重稳定、轻发展，其本质特征是以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来实现社会的整合的。当然，中国古代以社会为本位，是有其原因的。那时，生产与社会活动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个人难以单独为生，所以儒学提倡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强，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杀个性、只要求个人尽义务的消极因素。事实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由于个人利益不受重视，个性受到压抑，人的首创精神得不到发挥，人的巨大潜能得不到开发，也就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在世界上逐渐落伍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毛泽东，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当初屈从于父亲的安排，到米店当个小伙计，那也不会有后来的伟大成就。

　　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普遍被承认的价值观，其内涵是要求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又同样尊重别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我国，个人主义几乎成了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的代名词。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认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关于个人的意识和个人尊严。对于现代心理学，人们普遍认同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学说，而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欲望”。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当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论述。著名学者周国平在其随笔《自我二重奏》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