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故土

　　我渴望舒适、安全和我从未体会过的故土乡情。当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我早已开始了我这长达几十年的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细节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到这是一种遵循中国优秀传统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之间，一个最苛刻的评语就是说某一个人“忘本”。

　　我十九岁时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但在我的新居中，相同的疏离感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探寻自己的根，而我的根埋藏在中国的大地上。

　　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我没听说过名字、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我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加拿大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申请签证，尽管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入境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政府在港代理机构中国旅行社陈情，提出我有作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按照中国的看法，尽管香港由英国管辖，它仍是中国的领土。同胞的身份和外国人不一样，同胞不需要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几番交涉之后，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封“回乡介绍信”。

　　1973年8月1日，我登上了一列经香港边界罗湖镇开往内地的老式柴油火车。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平静沉稳、穿戴讲究的男男女女，包括外国人和华侨上了头等车厢。因为我是本国同胞，中国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了三等车厢。这里的男男女女上车时推推搡搡，把行李和孩子从窗口递进去，他们通常也跟着爬进去，因为狭窄的车厢口已经被堵死了。许多人都挑着扁担，上面晃荡着活鸡、食品篮和其他各种送给内地亲友的礼品，连站台上也很少有能站着的地方。我从人群中挤进去，在车厢口最下面的一级阶梯上站住脚，紧紧抓住把手，以免掉下去。就这样，我随着隆隆的火车缓慢地驶向内地。

　　在边界，我们跨过了一座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内地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就被带到一间大棚屋里接受移民与海关官员的询查。

　　盘问我的那个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背景、工作、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我的一个口袋里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他们所有人都极其关切。他也问及有关我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情况。对于我的回答，他全部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从头再问了一遍。于是这场盘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和我从香港到边界的经历相比，前往广州的旅途是愉快的。这次我坐上了中国唯一一列装有空调的火车。它行驶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专为外国人而设。我坐在舒适的软座上，浏览着广东省内的绿色田野滚滚而过。扩音器里播放着《东方红》的曲调。这首赞美毛泽东的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流行。

　　当火车最终驶进广州站时，扩音器里还传出了感谢乘客协助列车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他们工作任务的话语。

　　离开香港以前，中国旅行社曾建议我住在广州的华侨饭店，可是当我抵达那里时，服务台后面的年轻女接待员却告诉我饭店已经客满了，而且她还拒绝为我介绍另一家饭店。“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亲戚家里，”她说，“我们只接待国外华侨。”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了。我是以同胞身份入境的，却因此无法入住旅馆。如果我坦白告诉她，我实际上是从纽约来的，又恐怕会引起别的麻烦。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拿出自己的美籍身份证明，向她解释说，虽然我是香港同胞，但住在美国。接待员的态度一下就变了。这次她告诉我不但有房间，而且还可以选择。最好的房间十美元一天，有浴室、电话和电扇，我就住下了。

　　第二天，我怀着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我将从那里开始寻找失散已久的亲属。

　　我有我舅父秦开华的地址，但我和他并没有见过面。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向不密切：他曾经因为我父母是远亲，反对过他俩的婚姻。但在1973年，这个舅父是我和国内所有其他亲属的唯一联络点。我从一张街道地图上找到他家的地址，为了避免招摇，决定步行前去那里。到他家门口时，我轻轻叩打房门，尽量不想引起邻居的猜疑。当一个只穿着背心裤衩的瘦削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舅父。我说明我是昭华的儿子秦家骢，他挥挥手把我招进屋里。穿过一间摆了一张木床的阴暗屋子，我们走进一间小客厅。当时正值盛暑，天气十分炎热。我们面对面落座以后，谁都想不起来该说些什么。最后，舅父打开电扇，直冲着我吹起风来，而他自己则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扇风。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和他们十六岁的女儿。

　　说来也奇怪，在这些陌生人的面前我有了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我跟他们讲起国外的亲属，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情况。告别以前，我邀请他们次日晚上到我入住的饭店吃晚饭。

　　第二天，我接到服务台的电话，说有客人在大厅等我。我下楼以后却发现我的亲戚和饭店职员争执起来了。原来饭店职员坚称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提交身份证明，并且如果他们不在三联单上完整地填写他们的姓名、家庭地址、工作单位、与被访者的关系，就不允许他们上电梯到餐厅去。晚饭过后，我想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坐坐，可电梯操作员又拒绝让他们上去，说他们没有得到许可。回到大厅，我们被告知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允许进入房间，其他客人只能在大厅接受招待。几经交涉，又填写了一份登记表，我的亲戚才被特许上楼。不用说，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看我了。

　　但是，他们在自己家迎接了我。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舅父、舅母待在一起，并且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许多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关于中国和我们家族的事情。

　　离开上海之前，我为舅母买了一份生日礼物。我到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友谊商店，买下一块中国名表送给她。我也送给舅父一些我带来的小玩意儿。他回赠给我一只小玉兔。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的、由他保留至今的几件东西中的一件。玉，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块珍贵的宝石，人们通常把它当作避恶驱邪之宝。所以，舅父送给我这只玉兔，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了我。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短暂，却令我兴奋不已，它标志着我多年向往和梦想的实现。通过此行我所了解的有关祖国的情况，要比我通过多年阅读所知道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急于想去填补我对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