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寻根之路

　　197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决定撤销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的承认。

　　我和其他十几名主要以香港为基地的美国记者一起，在该年12月底飞往北京，报道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五个月后，中国政府允许四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北京开设办事处。我被《华尔街日报》选派为驻华记者。

　　1979年6月，我飞到北京，在首都当时最高的、拥有十八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华尔街日报》的办事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和大字报。毛主席的一些指示，曾被奉为最神圣的信条，如今也得到了更正。此外，政府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合同。我作为一名记者，报道着中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段时期，而在空余的时间里，我也挖掘着家族背后的历史。无论打电话、写信，还是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带给我新的激励。我甚至见到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多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我刚开始探索过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因为我不了解究竟有些什么材料留了下来。在一位中国目录学家的建议下，我查阅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珍藏的中文善本古籍，终于发现一套刊印于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的十二卷本的《锡山秦氏宗谱》，载有按时代为序排列的本族重要成员的传记。其中最精彩的一卷是11世纪宋代词人秦观的年谱。我们家族大约每五十年修一次宗谱，最后一版完成于1929年，共计十七卷，而我得到的那一版正是这十七卷本的一部分。此后，又花了我七年工夫才把这套宗谱找全。当我读到我那从未在无锡住过的父亲，竟然也参加了这套宗谱的编纂工作时，我多少有些意外：多么牢固的家乡观念啊!

　　古时候的中国，几乎所有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祖宗祠堂，一个保存宗谱和按时令祭祀先祖的地方。我本想去参拜一下建于16世纪第六箭河河畔的秦氏祠堂，但是第六箭河的河道现已荡然无存。族兄志浩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这条河道就被填平了，改建成无锡市东西向主干道之一的崇宁路。现在他就住在这条街道上。据他说，曾经有个时期住在这条街道上的人几乎全姓秦。他还说，毗邻他家的大房子就是秦氏祠堂。

　　我绕着历代秦氏族人祭祖用的这幢建筑物转了一圈。它的面积很大，比附近的房子大一倍多。旧时，一跨过门槛就会看见一块巨大的木制牌匾，上面写着“淮海宗祠”字样。而现在，从外观上已经看不出这幢房子原来的使命了，因为里面住满了十几户人家。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在那里，我发现了迁移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的秦氏家族支脉的宗谱。我还发现了大量的我们锡山秦氏家族成员的作品，被辑成各种各样的诗文集。

　　在1984年到1986年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埋头在藏有明(1368—1644)、清(1636—1911)两代约一千万册典籍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在这里，我找到了本族成员写给皇帝的献诗，以及涉及本族官员的敕旨和奏折。

　　多亏我的司机小于的发现，我注意到上海《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第2版)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宋代词人秦观泗泾支脉后人的宗谱在上海郊区一农民家中被发现。

　　我很高兴，立即请求住在上海的亲属去那个农民家进行查访。我无法亲自跑一趟，因为我是外籍华人，尤其还是记者，未经特殊许可是不能去中国乡间的。碰巧在这个时候，我的老朋友、电影制片人孙小玲发现上海人供奉的城隍正是秦观的八世孙秦裕伯，那里还有一座供奉他的庙。

　　我随即飞往上海，发现原来秦裕伯就是属于泗泾支脉的。《泗泾秦氏宗谱》里有一幅他的画像，以及14世纪他与明太祖往来的信札。秦裕伯死后被皇帝敕封为上海的城隍。后世传言他曾拯救过当地黎民免遭屠杀，还惩治了杀人凶犯。

　　在上海的时候，我从亲戚们那里得知：还有一个人也在追查秦观及其后裔的历史。此人名叫朱熙元，是秦观故里高邮的文化干部。我给高邮县打了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曾为了搜集有关秦观和他众多子孙的材料，前往全国各地翻阅图书馆文献、研读古代碑文、寻访墓地。

　　朱先生建议我提出访问高邮的正式申请，他说如果我能受到地方领导的正式欢迎，他做我的向导就容易多了。我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且很高兴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当我在政府招待所登记时，朱先生也陪同在侧。出于习惯，我在登记表的访问目的一栏里填了“搜集材料”，朱先生马上替我改为“拜谒祖居”。

　　那天晚上我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高邮的领导几乎全部出席了欢迎我的宴会。我感到自己被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后来睡觉时，我感觉异常温暖，倒不只是喝了当地烈酒的缘故。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就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面。我被领到前一晚饮宴的同一个餐厅，独自一人吃早餐。在我用餐时，朱先生来了，但他谢绝了和我同桌吃饭的邀请。不仅如此，我在高邮剩下的日子里都是单独用餐的。我曾恳求朱先生和其他人陪我一起吃饭，均无结果。因为我是外国人，需要和普通民众分开。

　　虽然如此，但朱先生和高邮的其他官员还是给了我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把我带到一座名为文游台的楼台前，向我展示这里是拟议中的秦观展览馆的馆址。

　　当我登上了数级石阶，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豁然入目：房间的四壁从上到下满是书法碑文，包括秦观本人、他的两个弟弟(秦觌、秦觏)和其他宋代学士的真迹。我对高邮有关部门如此用心地保存了这些碑文感到非常惊异。

　　高邮之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探寻秦观的后裔。于是，我又访问了秦观之子秦湛定居的常州和常州城外的洛阳镇，这个镇的两千人口有三分之二姓秦。我作为同宗族人被介绍给了许多乡民，其中包括一位八十多岁的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农民。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属于族系中的哪一代。

　　当我问他们祖居何处时，几乎我遇到的所有秦姓族人都回答是位于常州与无锡中间的“秦村”。正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一个名叫秦惟祯的青年，去到了无锡。而他就是今天被供奉的秦氏无锡支脉的始迁祖。所以洛阳秦氏与无锡秦氏都出自在常州落户的宋代词人秦观之子秦湛。

　　终于找到了祖茔!

　　1980年11月，我参观了无锡的秦氏故园—寄畅园。在寄畅园的入口处，我看见一块带有裂缝的木牌，上面写着简体的说明性文字，开头为：“明正德年间(1506—1510)秦金所建，称‘凤谷行窝’。万历二十七年(1599)，秦燿改建，易名‘寄畅园’。”

　　我知道秦金是第一个修辑秦氏宗谱的人，却从未听说过秦燿，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十三世祖。

　　离开无锡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还要回来。第二年，我与姐姐家懿(Julia)、姐夫韦尔·奥克斯托比(Well Oxtoby)一起再次来到无锡。他俩都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宗教哲学系，此次来中国是为了度蜜月和休假。但家懿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正是她建议我们到无锡惠山去寻访秦观的故冢。我对约九百年前死去的人的坟墓至今还会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仍同意了加入这场探寻之旅。

　　我们在一个风光明媚的秋天，抵达了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无锡。当地旅行社的一位姓吴的先生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想要寻找一座12世纪的坟墓时，他甚是惊讶。他向无锡博物馆寻求帮助，那里的一位老人说他曾在书中读到过秦观葬于惠山二茅峰下。于是，我们驱车来到无锡西郊，停在了惠山脚下，开始了长途登山之行。

　　家懿向当地的一个农民打听，问他是否知道秦观墓所在。“不要浪费口舌了，”吴先生说，“他连秦观是谁都不知道。”和我们交谈的其他当地人，有听说过一个“秦大坟”，但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位置。吴先生陪着我们一起攀陡坡、穿竹林、跨沟坎，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吆喝了一声：他看到远处另一座支陇上有一些坟墓。于是我们跑下山，驱车来到靠近那些坟墓的一个地点，然后重新开始攀爬。但是当我们终于到达那里时，却大失所望：所有的坟墓都是比较近代的。

　　吴先生和我决定继续往上爬，家懿和韦尔则落在了后面。渐渐地，连吴先生的热情也减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踩着松动的石头和沙砾，艰难地往上爬。最后，我也气馁了。

　　下山时，我发现家懿和韦尔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他虽然不知道秦观墓在哪儿，却知道这个地区其他秦氏成员墓地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一处有几块墓碑的地方，奇怪的是墓碑上一个字也没有。老人拾起一块石头，在其中一块墓碑的表面打磨起来。只见碑上的灰泥一片片脱落，露出了碑文，显示这个墓的墓主是一位清代的官员。老人解释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要掘掉被认定为封建恶霸的坟。当地农民为了防止刨坟掘墓，便上山来把这些墓碑都涂上一层灰浆，这样红卫兵就无法辨认是谁的坟了。

　　老人发现了一块平摆在地上、不同寻常的墓碑，上面刻有许多小字碑文。我们用湿叶子和口水擦净表面，辨认出一部分文字。原来，这座坟是秦氏家族一个成员的妻子的。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先人的安息地。无奈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终止这次搜索。

　　一年以后，我的姐姐家瑛(Alice)从纽约动身访华，这是她离开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回归故里，并且她也表达了寻访祖先墓地的愿望。

　　于是，1982年的某天清晨，我们在家驹大哥—也就是我父亲的长子—的陪同下，乘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当我们抵达惠山脚下时，我们决定先直接爬到山顶再慢慢走下来。上山的路把我们带到惠山三峰之一的头茅峰。头茅峰山势陡峭，山顶上有一座古庙，现已变成一个出售无锡特产，诸如泥塑“小阿福”之类的礼品店。

　　我们询问那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售货员是否知道秦观墓的位置，并且解释说我们是秦观的后人。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一座古坟就在附近，但他离不开商店，不能带我们过去。我有些(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急不可待，甚至想把他店里的全部存货都买下来，这样他就能锁上门带我们去了。但家瑛和家驹又和他谈了一会儿，发现他的妻子正在附近的溪边洗衣服，少顷即能回来做我们的向导。当老售货员的妻子回来并知道我们的请求后，似乎并不急着去。她不慌不忙地把湿漉漉、卷起来的衣服一件件地从水桶里取出来，抖开然后晾在晒衣绳上。我们猜想她这么做是想知道，如果她帮了我们这个忙会得到什么报酬，于是我们让她在这一点上放心。在上路之前她的行动是如此迟缓，一旦动了身，这位七旬老妇的步履竟相当矫健。我们从头茅峰下到山谷又爬上二茅峰，那里建有一个电视中继站。老奶奶从那个位置蜿蜒下山，到半山腰时她用手一指。

　　我们看见一圈堆砌的石块，似是一道石墙的遗迹，中间矗立着一方石碑。由于无路可寻，茂盛的荆棘草莽又暗藏危险，不仅纠缠我们的裤袜，还掩盖了沟坎坑阱，所以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挪近那方白色的石碑。

　　而这果然是一块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的墓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秦龙图墓。看到这几个字后，我想我们恐怕是闯到另一个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说龙图是官衔，不是名字。于是我拿出秦观的传记，一经对照，果然发现1130年，在秦观死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他被南宋朝廷追赠为“直龙图阁”。我们真的找到我们祖先的坟墓了。

　　当我们依次站在这块墓碑后拍照留念时，我在兴奋之余也感到一丝凄凉。这座坟墓的发现，标志着我从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香港小男孩时开始的探寻，已走到了最高点。

　　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发现宋代词人之墓的文章。这篇文章先是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1983年2月2日)上，而后迅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各地转载。海内外对这件事的兴趣不断增长，到1984年，中国政府指示无锡地方政府立即准备修复这座坟墓。这项工程也在1986年得以完成。于是，那年秋天，中国学者齐集秦观故里高邮，举行了秦观学术讨论会。所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秦观这位屈辱而死，仅享身后哀荣的传统词人，第二次得到了承认，这一次为他恢复名誉的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