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秦家骢，是宋代词人秦观之后，我们一起来阅读了解这位美国华裔记者的寻根之旅，欢迎大家阅读。

　　秦家骢，宋代词人秦观之后，1940年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国，曾任《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任中国地区专家。1979年，受《华尔街日报》派遣，在北京建立办事处，成为最早一批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

　　1970-1980年代到中国寻访家族历史，写成《祖先：一个家族的千年故事》一书，本文系该书引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早报经授权刊发。

　　秦家骢

　　香江寄萍踪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1946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我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我父亲有三房妻室，当时只有我母亲一房的儿女住在香港，而我父亲的其他子女则留在内地。所以一直到我长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比毛泽东大五岁，比蒋介石小一岁。他成长在政治与社会的动荡时期，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曹月恒。他俩养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当时，合乎礼法的婚配应该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当普遍的事，所以我父亲在和他的苏州美人成亲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许佩华，是他昔日恩师的妹妹。成亲以前，他从未见过她。他的一个姐姐曾经代表男家去相亲，形容她“颇有姿色”。但是拜堂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恋美人身边，而他的正室只好独守空房了。

　　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秦昭华结婚的时候，他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填房”。由于我父亲早年的子女和我母亲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大都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当我在香港长大时，我只认识我母亲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亲第一任妻子最小的孩子家骅。

　　我上的是一所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我们手里摇的是英国国旗，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国的荣耀，学着计算的是英镑、先令和便士。当中国的孩子们受着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余进行斗争的教育时，我却在中国的大门口、在遭到英国管辖的这片土地上，学习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已经缩小到四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个生病、爱吵架，我称之为父亲的老人;一个经常与他拌嘴，比他年轻很多、性格刚强的女人—我母亲;还有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姐姐家德(Priscilla)和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经是中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选择了贫困、流亡的生活。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关闭了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严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一幢三层楼的租赁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虽然我们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但我还清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会来收集邻居厕所中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我们却只会讲上海话。所以，虽然我出生在香港，却没有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这种疏离的感觉随着我们家日渐贫困而日益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需按月缴纳。每个月老师都会当着全班的面读出每个孩子所交的数目，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