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下文为我们展现的是亲友相迎的热闹景象。木兰历经十二年的艰苦战争岁月终于荣归故里，诗歌的气氛开始变得轻松明快，淡化虚化了主人公结局的悲剧性和现实性。李俊这样总结道：“在喜剧性的气氛中，一方面是大团圆的民族文化心理期待的实现，另一方面却是遮蔽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秩序中遭受压抑、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地带的处境和命运。这意味着它消解了故事中潜在的男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矛盾冲突，阻断了对故事进行深层意义探索之路。在大团圆的喜剧气氛中，男女的权利裂缝被弥合，社会的矛盾被巧妙地隐蔽起来，潜在的、威胁性的某些女性意识与思想随之隐遁。”[7]

　　当木兰“脱战时袍，着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重归温婉柔弱的女性本色时，她的形象瞬间又升华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国的传统观念体系中一向尊崇这种返璞归真的品行，结合此前事亲忠君的印象，这番描写将花木兰内心淳朴自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塑造出一种刚柔并济的女性模范;同时，《木兰诗》将她的形象回归至狭隘的小农家庭环境之中，这又完全迎合了封建道德标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花木兰的这段代父从军的经历是以成功地掩盖女性身份完成的，她的成功是以男性的标准塑造和打量的;战后，她又不得不褪去忠勇善战的刚强一面，重新回归到劳动妇女的身份地位——她突破了低级封建礼教的藩篱，却维护了高级封建道德堡垒，这样的做法既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又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丝毫不冲突。的确，花木兰所展现的人格魅力是此前任何一个女子都不具备的，但她依旧身陷于封建伦理束缚中不能自拔，依旧无法挣脱当时对妇女“藏之于东山，束之于阁楼”的桎梏，反倒成了为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而树立起来的道德典范。褪去这层经过美化的外衣，她只不过是一名被封建纲常伦理麻痹的女性，刚巧符合了传统四德的标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