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是莫言天命之年后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莫言所说，“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从“作为老百姓写作”到“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是一次大的跨步。这是莫言创作30年来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宗教般的忏悔意识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莫言作品中。尽管在这之前，莫言也说过自己写人物的原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可以说那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和手法而已，但这一次就不仅仅是技巧和手法问题了。莫言在《蛙》中借给杉谷写信的剧作家蝌蚪之口这样说：“20多年前，我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莫言开始对人类生存困境更深度地思考。

　　当然，对于莫言的创作，海内外文学评论家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感觉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标签，莫言认为，这些标签是“装你没商量”，而更多像杜特莱这样的评论家认为：莫言只有一个。

　　在2006年秋第十七届亚洲文化大奖福冈市民论坛演讲中，莫言回顾他的文学历程，给出了我们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那就是莫言5岁的时候，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段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他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小莫言的心一阵阵地紧缩。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莫言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他文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他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那时候也正是莫言家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懂事的莫言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而母亲对他因此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对莫言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话音不高，但母亲对她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从此使莫言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他，激励着他。

设帐收徒做少年君子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