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莫言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从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创作按自己的话说“像拉肚子”似的，多产且高产。即使进入新世纪，步入中年的莫言也是基本按照两年出版一部长篇的节奏进行创作。在他的心里，那些细细碎碎、蜂拥而至的民间故事，凭借岁月的积淀与冲刷，奔涌向前。

　　回顾莫言的创作历程，10年前在山东大学与他联合招生的贺立华教授认为，莫言创作主体意识经历了三度跃迁。三度跃迁的代表作分别是《红高粱》、《檀香刑》和《蛙》。

　　《红高粱》写作时期，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他笔下生风，呼唤人性，张扬英雄，从“文革”压抑里走出来的青年莫言，内心里充满了“佛头涂粪”、无所不能、横扫一切的豪情。在歌唱“爷爷奶奶”英雄气的时候，作家自己居高临下，心里也是十分地英雄。

　　迈进新世纪的门槛，45岁的莫言创作的《檀香刑》，是一部以平民姿态在大地行走、边走边唱的作品。此时他已成为成熟老道的作家。曾被誉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公开宣称：我要“撤退了”，“《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他要撤退到民间，他要把庙堂雅言、用眼睛阅读的小说拉回到小说原本的母体模样，还原成用俗语俚曲说唱式的、大庭广众用耳朵听的艺术。他改变了《红高粱》时期居高临下的姿态，有意识地降低了身段。他给山东大学研究生讲课时说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我就是农民，就是老百姓，我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檀香刑》发表后不久，他在南京大学讲学时再次称“我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莫言写作立场的变化、心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