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还展现出了中国古代职业刽子手的一个共同理念，即在对犯人实施刑罚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做，让看客们满意，还要让统治者们满意。刽子手们要让刑罚变为一种表演和一种极端的折磨，这种刽子手和统治者之间的默契是对中国“隐性”文化心理的完美揭示。由此可见，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利用文学的手段剖析了中国“隐性”文化的残酷性、矛盾性和复杂性。

　　2 对官场文化的批判

　　官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显性” 和“隐性”文化的结合部。在《檀香刑》中，钱丁的故事就体现了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两面性在官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中，官员们一方面是体面的文化人;另一方面，这些官员们又暗地里遵循着利益驱动和欲望驱动的本能要求，进行着种种隐蔽的潜规则活动。这就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性”部分和“隐性”部分，其中前一种体现出来的是官场文化中的“显性”特征，而后一种则是对官场文化中“隐性”部分的完美揭示。《檀香刑》所描写的官场文化正是对该领域“隐性”文化的发现和挖掘，小说中展示的官场文化被正统的儒家思想和社会伦理纲常所装饰，莫言则巧妙地剥除其光鲜的外衣，将官场文化的本质展现在人们面前。

　　钱丁是中国官场文化“显性”和“隐性”要素相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封建官吏形象。在文化基因方面，钱丁是一个用正统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封建社会标准人才，尽管饱读四书五经，但是受到人内心欲望的驱动，使他仍然无法摆脱官场“隐性”文化的制约。首先，在钱丁身上可以体现出中国儒家文化的政治诉求和基本的价值追求。钱丁曾经有过远大的政治理想，憧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是在中国古代黑暗的官场氛围中，他的这种理想和追求慢慢被现实打破，由此他才领悟到书本上的东西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这种差距同时也是中国官场文化中“显性”部分和“隐性”部分的差距，因此，通过研究钱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官场的“隐性”文化。钱丁对袁世凯一方面极力讨好洋人以巩固自身地位，而另一方面却残害无辜的做法非常不满，但是又没有胆量和勇气像他弟弟钱雄飞一样奋起反抗。他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官位，不惜丧失自己的尊严，屈从于官场的腐朽。这种矛盾的状态让钱丁心里充满了苦恼。虽然钱丁在早期曾经有过美好的理想，但是当他真正进入官场之后，内心的七情六欲被权力所激发了出来，在缺少有效监督约束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欲望的膨胀必然会促使官员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荣华富贵，而付出代价的却总是苦难的平民百姓。在《檀香刑》中，钱丁迫于压力听命于上级和洋人的指示，残酷地镇压了孙丙的起义。为了能让自己的仕途更加顺利，钱丁在京城里托关系找门路去跑官与要官。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又利用个人权势强占孙媚娘，在进行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活动时，钱丁也发生过苦恼和自责，这无疑与当初的人生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当时黑暗的官场背景下和在利益的驱动下，他还是背弃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 　　《檀香刑》对中国官场“隐性”文化的描写，除了突出钱丁之外，另一个着眼点则是袁世凯的阴险狡诈。虽然这部小说没有对袁世凯的官场活动展开描写，但是通过描写袁世凯处理高密县孙丙起义这一事件的计谋，便可以生动地将其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展现出来。袁世凯对于洋人心理的迎合和揣摩，对高密县县令钱丁的逼迫，对于刽子手赵甲的利用等凸显了其对中国官场文化的精通和利用权力手腕的老练。与此同时，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奉行封建儒家文化的刘光第的悲惨命运。这就说明了莫言对中国的官场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即“显性”文化是表面的，“隐性”文化是内在的，“显性”文化是虚假的，“隐性”文化则是实质的。正是中国官场中“隐性”文化的这种特性，才导致了长期以来严重的贪腐和徇私枉法，也决定了中国封建政治生活的极端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