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历史的戏说与还原

　　莫言认为，“对历史的过分倚重，实际上是压制了作家的想象力”。他极力回避浩然与柳青式的对农村合作社史的写作，希望超出以往的农村合作社题材的写作。同时他也认为，“真正的奇幻文学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扩展。”⑤奇幻的细节就是开在冰冷岩石缝隙中的小小花朵。莫言又希望更加真实地把握这段历史。从总的大趋势上，小说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但从细节上又超出了历史的现实感，辩证地表现了历史荒诞与真实的两面性，完成了对历史的戏说与还原。小说运用超验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新的审视和幻想性书写，超越了既往的现实主义小说。

　　《生死疲劳》通过西门闹的灵魂转世，先后变幻为驴、牛、猪、狗、猴等动物来看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方面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本质，一方面也表现这段历史的荒诞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模糊性。《生死疲劳》在“猪撒欢”一篇中戏说的成分尤其突出。莫言对“文革”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说：“‘文化革命’在我们小说里也好，历史教科书里也好，肯定是反动的，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文化的破坏。但它让我们这些孩子也有很多正面的感受：热闹，欢天喜地，生活变得非常丰富。今天公社书记到这儿来游街批斗，明天学校里面两派来辩论，每到集市就是狂欢节，各派的红卫兵游街的、示众的、辩论的、贴大字报的、武斗的，对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是非判断的，到处彩旗飘飘，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忆。”⑥他对“文革”的童年记忆就是热闹。“文革”期间，农村与城市的表现的确有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莫言相信和忠实自己的感觉，他不愿人云亦云，他以狂欢的姿态戏说那个时代。在这部分写作中，“莫言”似乎格外活跃，写到“莫言”的笔墨相当多。在莫言的笔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游戏的时代，每个人、每件事都好像游戏一般。洪泰岳和金龙想把西门屯的猪场办成全县、全省甚至全国的典型，上演了一出出喜剧、闹剧。为了让猪更精神，他们给猪喂酒。西门猪喝了两斤酒以后，就想唱歌、跳舞，放开喉咙，发出了怪异的叫声，还上到了一棵杏树上。小说写道：

　　我知道金龙这小子希望我在树杈上酣然大睡，我睡着了就可以由他那张能把死猪说活了的油嘴胡说八道，但我不想睡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为猪召开的盛会，这大概是第一次。

　　参观西门屯猪场的队伍来了，看到躺在树上睡觉的西门猪，想看看它的表演。西门猪在树上撒了泡尿。参观的人群中竟有人说：“真是一头好猪，应该授给它一块金质奖章!”西门猪得意起来，想做一个高难动作，结果却从树上摔了下来。这是一个猪玩闹猪上天的时代。莫言把“文革”时期写成了一个猪狂欢的时代。如此戏说，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生死疲劳》叙事立场有一定倾向性，但是叙事角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角度的，是一个众语喧哗的状态。西门闹在一九五○年被枪毙了。他不服气，一直在喊冤：

　　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懈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西门闹被杀头是有些冤枉，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代表新时代主人的洪泰岳，他的话同样义正词严，不可移易。洪泰岳是西门屯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正如西门闹所说，“洪泰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那时是标准的下三滥，社会的渣滓，敲着牛胯骨讨饭的乞丐。”然而他的身份一公开，竟然是高密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地下党员，他曾经为八路军送过情报，铁杆汉奸吴三桂也死在他的手上。他在宣判西门闹罪状的时候，代表人民政府，也是庄严的：

　　西门闹，第一次土改时，你的小恩小惠，假仁假义蒙蔽了群众，使你得以蒙混过关，这次，你是煮熟的螃蟹难横行了，你是瓮中之鳖难逃脱了，你搜刮民财，剥削有方，抢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搬掉你这块挡道的黑石头，不砍倒你这棵大树，高密东北乡的土改就无法继续，西门屯穷苦的老少爷们就不可能彻底翻身。现经区政府批准并报县政府备案，着即将恶霸地主西门闹押赴村外小石桥正法!

　　西门闹在与洪泰岳的交锋中和争论中，说出了事情的本质。西门闹知道自己时运不济，他虽然对洪泰岳一百个看不起，但他不得不承认，天意不可违。他也知道与洪泰岳没有具体的冤仇，只是时代使然。他说：

　　如果你们不来斗争我，也会有别人来斗争我，这是时代，是有钱人的厄运势。

　　洪泰岳心里也很清楚，他说：

　　我作为个人，非常敬佩你……但作为革命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必须与你不共戴天，必须消灭你，这不是个人的仇恨，这是阶级的仇恨。

　　莫言认为，“过去的小说我觉得毛病就在于善恶太分明了，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再好的人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再坏的人也有人性的一闪现。”对于洪泰岳，莫言说，“洪泰岳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还是当成好人来写，尽管他有坚定的‘左’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认为是不对的，但他是真诚的，他不是个投机派。”⑦不仅是洪泰岳，在小说中，各个角色都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进行充分的发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道理。在不同的讲述中，呈现出历史的迷雾，以及人的迷茫。正如小说所言，“那时的世界，本来就是一锅糊涂粥，要想讲得清清楚楚，比较困难。”⑧可见，小说的叙事方式还是源于表现对象的复杂性，作家内心的困惑和迷茫所致，并非随意选择的叙事策略。《生死疲劳》运用超验想象与叙事狂欢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历史的荒诞与真实混合的双重性。　　注释：

　　①⑥⑦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32页，第181——182页，第164页。

　　②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③⑧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第145页。

　　④[德]尼采《悲剧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中译本，第319页。

　　⑤莫言、严锋：《文学与赎罪》，《说莫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4 年 09 期

　　原发期刊：《文艺争鸣》2014 年第 20146 期 第 153-1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