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地势低洼，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连年洪水，是一片荒地，因适宜放牧、多牛栏羊栏而得名。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到“土改”的时候，管家却划成了中农。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但也算不上是主流。可当时的山东地区，在康生领导下，土改走“极左”路线，斗争形势格外激烈，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虎毛”，管教孩子不怒自威。一直到今天，村里人说起莫父，仍是尊敬有加，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干了33年才退休，但却一直没能入党。因为成分不好，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炮孩子”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后，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他们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蒺藜”虽小，但全身硬刺。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而被镇压了。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只能下地务农。现在说起这些，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

　　离开校园，事后看，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每次牵着牛路过，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

　　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遇到发大水，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就像拥挤的马头。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