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这是陈忠实对他的评价，下面是小编收集的有关莫言与故乡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获奖

　　家里电话响起的时候，妻子杜芹兰看了看表，18点半刚过，天已经全黑了。葫芦馅儿的饺子刚下锅，还没端上饭桌。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莫言最爱吃饺子，杜芹兰寻思着，“不管得不得奖，晚上都包顿饺子吃”。

　　自从半个月前“莫言极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见诸网络后，全家就从北京回到了山东高密。莫言的家在县城一个僻静的小区里，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了没几年，楼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谟贤。为了躲避媒体，莫言换了个本地的手机号，只有极少数人能联系到他。中秋节时，他回老家平安庄看望了父亲和二哥，但来去匆匆，“坐了个把小时就走了”。那时候，村里人还不知道有关他的诺奖传闻，等到听别人说起时，已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了。平日里，除了早晚去小区旁边的植物园散散步，偶尔跟朋友赶个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门。虽然书房里摆着台电脑，但他基本不上网，小外孙才1岁半，妈妈不让看电视，客厅里的电视机一直用布盖着。莫言尽量屏蔽着外界对诺奖的纷扰喧嚣。

　　其实，有关莫言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诺奖评选的时候，莫言总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得奖多，作品数量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多，以至于文学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就在前一天，村子里来了两个本省记者，说起网上的传闻，家里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二哥管谟欣带着记者去莫言出生的老屋子里拍了几张照片，今天上午又来了两个，除了拍老屋子，二哥还带着他们去6公里外的孙家口小石桥上照了相，也就是当年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

　　但是，年年说，却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连身边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我们去平安庄采访，堂弟和二哥都觉得：“悬!全世界才一个，再说评委都是外国人，可能性太小了。”90岁的老父亲耳朵背，一脸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吗?”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了解不多，但却知道它的分量——“听说中国写小说的还没人得过。”就连莫言自己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无限遥远，“渺茫着呢”，前一天跟朋友赶集的时候，他还这么说。

　　但是，这一通简短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来电的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他事后接受采访，问及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的反应时回忆道：“他狂喜并惶恐。”对方问莫言该如何庆祝，莫言回答：“也没什么好庆祝的，跟家人吃顿饺子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当然，挂断电话前，对方嘱咐莫言，先别声张，待会儿公布了再说。

　　正式公布结果的时间定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钟。随着这一时刻越来越近，老家平安庄的气氛也渐渐紧张起来。我们傍晚18点钟返回二哥家的时候，他刚跟父亲吃完晚饭，正守在电视机前看央视新闻频道，记者们都已散去，家里显得有些冷清。入夜天也凉了，街道上不见人影，昏黄的路灯下，堆着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村子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二哥不断接到电话来询问结果，问得多了，他也有些不安起来，自言自语：“电视里能演吗?是这个频道吗?”父亲就坐在电视跟前，一如往常地沉默，耳朵听不见，只能看字儿。不一会儿，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机器找上门来，狭小的屋子里有些拥挤，父亲就起身去了另一间，按往常的习惯，他该睡觉了。

　　19点已过，新闻联播刚播了第一条新闻，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二哥接起，听了几秒钟，说道：“哦，得了?”他挂断电话，转身告诉我们，是堂弟打来的，说凤凰卫视播了，是莫言。

　　“啊?!”

　　“真的?真的是莫言?”

　　“快上网!快上网!”

　　屋子里顿时乱作一团，空气好像在瞬间爆炸了。有人慌乱地掏出手机上网，摄像师马上拉开架势扛起机器，电视台的女记者兴奋地跳着说：“我们在见证历史啊。”随即把话筒递到二哥面前：“你高兴吗?”二哥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赶忙起身到父亲房间报喜。父亲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还不放心，又来问老二：“电视上演了吗?”可能他觉得只有央视上播过才算最终确认。

　　过了没几分钟，又一路人马扛着机器急匆匆闯了进来。他们自报是日本NHK电视台驻上海站的记者，刚刚从青岛机场打出租车赶到。早先传闻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在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间角逐，日本的媒体自然高度关注，据说在日本也有记者守候在村上春树家门前，只待最后悬念揭开。为首的一位日本男记者刚一进门就给了二哥管谟欣一个熊抱：“啊，莫言老师，我曾经采访过你，还记得吗?”原来，因为房间灯光昏暗，对方认错了人。反应过来后，大家才意识到——“莫言呢?”

　　寻找莫言，成了这一刻记者们的第一要务。高密是个县级市，这两天已经陆续集中了几十个记者，大家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宾馆里，好像只等这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接过获奖的电话后，莫言下楼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诉大哥，明天估计会有很多记者找上门来，我不想说什么，麻烦你帮我顶一下。可是，记者们哪里等得到明天。找不到莫言，市领导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无奈，领导出面劝说莫言，晚上21点钟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们是在从平安庄赶往高密市途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有反应快的村民去买了烟花，摆在路口放起来。有人披着夹袄从胡同里窜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捂着耳朵点炮的人答道：“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莫言写的小说，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当年来这里拍的电影《红高粱》，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冲上街头撒欢地闹，男人们招呼着去买酒喝，女人们则纷纷感慨莫言又给平安庄争了一回光。

　　新闻发布会只持续了半小时，莫言从一出场就被团团围住，一片长枪短炮中，莫言淡淡地说，之所以获奖，大概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作品超越了种族和地域的限制。众记者散去后，市领导们宴请莫言，夜里23点多，众人走出酒店门口时，天空腾起绚丽的烟花。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仿佛陷入一种游离于外的沉思。

　　不知是谁说，待会儿莫言还要回平安庄，村里的乡亲们也为他备了烟花庆祝。但当我们于凌晨赶到平安庄的时候，发现村子已经睡着了，有人打来电话说庆祝活动改在了拍《红高粱》的孙家口小石桥上。赶到一看，漆黑一片的胶莱河，两辆面包车停在两个桥头打着灯照亮，已经废弃多年的小石桥上站满了人，脚下摆满了啤酒和各式各样的熟食，原来是一帮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在抒发激动之情呢!大伙边喝酒吃肉，边吟诗高歌，有人跺着脚下的石板喊：“当年咱爷爷们就在这桥上打败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赢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树)。”有人高声附和道：“没有这桥，能有今天的巩俐、张艺谋吗?”村支书也难掩骄傲，开始谋划着怎么让这座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小石桥焕发出新生命……

　　莫言自然没有来，听说他还特意嘱咐，今晚就别放烟花了，以免扰民。当晚，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药就睡了。”妻子回忆。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老家的房子里也挤满了前来采访二哥和父亲的记者。二哥几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秃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众生喧哗中，或许只有家人才更能体会这个奖的个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们敲开了莫言家的门。开门的妻子杜芹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厅里摆了几个花篮，这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突如其来的媒体轰炸似乎把她给震住了，一言一语更显小心，好在有小外孙的哭闹声，稍稍缓解了空气中的拘谨。结婚33年来，夫妻二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部队时，莫言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仓库里写作，夜里饿了就啃大葱充饥，从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现在还经常折磨他。虽然已经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笔，还是多年来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钢笔。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个朋友的房子里，用了43天时间，耗去3瓶墨水，写出了43万字的《生死疲劳》。令众人狂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看来，不过是让莫言多年的辛苦写作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他写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起什么就爬起来记在纸上，写的时候遇到卡壳，就敲着自己的脑袋做苦闷状，说自己怎么这么笨，像个孩子一样。”杜芹兰眼里闪着泪光。

　　虽不喜言谈，但莫言是个幽默的人，并且他的幽默里带着真诚，有时让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记者问：“得了诺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又有记者问：“得了大奖，你会离开高密，或者离开中国去国外定居吗?”他答：“永远不会。”作家与故乡，是一个恒久的命题。那么，家乡高密，对莫言的成长和文学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归纳，无外乎两个词——饥饿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