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后，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趁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莫言的母亲，本名高淑娟，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在母亲两岁时，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姑母长大。17岁时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缠着小脚，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过度劳累，让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气肿、肛肠疾病……小莫言的记忆里，每逢夏天，母亲必头疼，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浑身没有力气，一行动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莫言答道：“是母亲的叹息。”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1994年1月，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莫言回家奔丧，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一度万念俱灰。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

　　饥饿、土地、母亲、生育，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不止于此，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据大哥管谟贤回忆，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有一年鬼子来砸门，爷爷去开，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甚至说过，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他着力塑造了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也算是对自己、对男性、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