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情形是“调素琴，阅金经”的自我精神愉悦。《宋书·陶潜传》云：“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刘禹锡所说的“素琴”正取意于此。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后，居住在仅可“容膝”的“陋室”中，那“陋室”“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而其间的生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但他居于其间，心境“晏如”，则是由于他在“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可以“斯晨斯夕，言息斯庐，”品赏着“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的超然生活，体味着精神自由驰骋的生命乐趣。刘禹锡接受了这种影响，将孔子倡扬的君子之德化为陶渊明式的生活行为的实践，并陶醉于这种“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之中，所以“敝庐何必广”(陶渊明《移居》)，“陋室”之居，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再进一层来看，三种生活情形所体现的君子之德，不只是自觉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间还包含着他自身独具的本色性情的驱使。刘禹锡在坎坷人生中，能始终保持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迁的气概和超越苦难的哲人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他的《秋词》诗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这样的本色性情来面对“陋室”所象征的困窘人生，他自然不会为之沮丧，为之戚戚;相反地，会为之欣然，为之“晏如”。其精神的深层无疑充盈着孟子所说的那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所以，在此文的最后，作者颇为自得地引“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以比自己的“陋室”，并坦荡荡地宣称：“何陋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