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倡扬和实践的这种君子之德，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是将心灵的完善与自我满足视为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和最高的境界，这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演化为他们具体的行为方式、精神方式。《陋室铭》中所描述的三种生活情形，即是这一影响的突出见证。

　　第一种情形，是在“陋室”之中品味“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诗意情趣。这里的“阶”与“帘”，在简陋之中，本无情趣可赏。但由于长在院子中的绿苔竟然悄悄地爬上台阶，与人越来越亲近，便把诗意送到可与会心的主人眼前。而隔帘遥望，并不是看到了远处的青草，反而好像是远处的青草有意地将其沁人心脾之色送入门帘之中，“陋室”更与生机盎然的天地自然融汇到了一起，带来的便是华屋玉食、锦衣美酒都无以比拟的享受了。于是，“陋室”生活被诗意化、审美化，被赋予了超远而充实的精神意义。而且，由于它同时意味着冷落，意味着与世俗交往的疏远，又与第二种情形相为呼应。

　　第二种情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际交往。这种人际交往，固然多少带有文人孤高自赏的意味，但它强调的是高层次的文化交往，精神沟通，是对庸俗的人际关系的回避，同样具有充实的精神意义。这其实正是刘禹锡在坎坷生涯中人际交往的真实情形。比如在贞元十九年(803)左右，刘禹锡结交了柳宗元、韩愈两位一代“鸿儒”，三人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切磋诗文。到晚年，他又与白居易成为知交，两人在繁复的诗酒往来中，激发了作诗的灵感与激情，披肝沥胆展示着同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最典型的莫过于经过23年的贬谪之后，他与白居易在扬州初逢时两人的以诗酬赠。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感慨刘禹锡的“亦知合被才命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诗句之间的性情互赏，君子之间的正道相激，不只给后代留下丰富的诗歌遗产，而且传递着不熄的精神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