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必须培养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声望。实际上，李白从青少年时起，就颇注意展示自己禀赋与才华的卓荦不群。早在蜀中时期，他曾与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曾干谒出为益州长史的前礼部尚书苏頲，得到苏頲的称赏，谓“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同前)。出蜀以后，李白一直不断进行着扩大自己声誉影响的种种努力：或漫游、或干谒、或隐逸。从表面上看，这些与唐代文人仕进之前普遍性的活动，差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其中仍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从干谒漫游的地域来看，李白出蜀后，并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把当时政治文化中心——两京，作为首先考虑的目的地，而是沿江而下，过江陵，历江夏，经金陵，东至维扬，然后西赴安陆，隐于寿山，继而入赘许府。对于李白所进行的这样一次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又地域范围颇广的漫游，或许与其“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浪漫天性与趣味有关，但若说此行仅是为了满足名山之游的兴趣而无任何其他目的，恐也未必尽然。其《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有云：“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赵蕤是李白曾经从之学的纵横家，李白漫游中卧病异乡，向其昔日之师陈述窘境，自然不会讳言其此次漫游的目的，而从诗中所云“功业莫从就”“良图俄弃捐”的诗句看，似乎李白此行当还抱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目的。其次，李白早年遍读百家，对历史上，尤其是六朝时期的名士早就心仪已久，而其所游的江南地区，正是六朝名士当年生活的地域，因此，此行也不能否认其有亲临其地以探访、追寻六朝名士踪迹的心理。而在这一次漫游的过程中，李白一再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洒脱、慷慨的个性以及超群出众的禀赋。比如在江陵拜谒道教名士司马承祯，即得到司马承祯的称赏，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又称其“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透过李白的这些作为与告白，不难看出其意欲通过对自己慷慨豪迈个性的彰显，向人们展露自己才性不同寻常的意图。第三，李白的漫游活动，其交游之广泛也非常令人瞩目。他既与一些地方官员交往，如裴长史、孟少府等，又不断与宗教界特别是道教中人往来，如司马承祯、元丹丘等。开元十八年他一入长安，又曾广事交游干谒，“历抵卿相”(2);出长安后，南下梁园，北上太原，漫游东鲁，其间交游的人物更为广泛，在荆州亦曾投书善于荐拔人才的韩朝宗。在东鲁，又曾至徂徕山，访孔巢父等人，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新唐书·李白传》。李白如此广泛交游干谒，就其终极目的而言非常明确，那就是这一切都是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服务的。正如《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诗所说，是“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第四，李白的交游干谒，与唐代一般士人最大的不同，乃在于其不是出于科举的目的。“从程序上说，唐代士人一般均先行干谒，再参加考试。李白的与众不同处，只是仅行干谒，而不参加考试。”(3)李白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干谒，就其深层心理而言，显然有着借干谒扩大自己声望、造成广泛社会影响，为最终走以名士耸动朝野而直取卿相的动机。而到了开元末，李白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奋斗，他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天宝初玄宗征召他入京，正是其名动天下的结果。李白在后来所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曾有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关于“子真谷口”，王琦注云：“《华阳国志》：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汉书》：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李白这里用“子真谷口”这一典故，在于说明他是以道德高尚而最终名震京师的。李阳冰《草堂集序》也记述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这些都说明，李白从一开始所选择的以名士而入仕的道路，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尽管历尽艰辛，但还是获得了初步的成功，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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