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以名士身份受到玄宗的眷顾被征召入京，这是他实现政治目标并开始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但李白最后的失败，同样也是与其名士的身份特点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因为长期对名士的追慕所形成的名士心态与文化性格，最终导致了其在进入政治中心后，又因其与环境的冲突而以失败告终。

　　李白是一个身处唐代的现实而又在精神上生活于自己所陶醉的理想世界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他所钟情的是以才性、功业的超群拔俗而为人所仰慕的名士。就李白作品来看，他所追慕的名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有奇谋宏猷并建立丰功伟业而著称的，如管仲、鲁仲连、诸葛亮、范蠡、张良等;一类是以洒脱不群、放浪不羁、真率任情名世的，如谢安、谢灵运、东方朔、王羲之、陶渊明等。对于前者，李白更多的是崇尚他们的功业以及他们建立功业的途径方式。对于后者，李白则更多的是接受他们人格精神的熏陶。从李白的生活作风、处世方式看，后者对李白的人格与性格养成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更大。而其接受前代名士影响而形成任情不羁的名士文化性格，对其后来进入官场后政治上的成败产生的影响尤其具有决定性作用。

　　李白天性浪漫，崇尚真率、自然。他对六朝尤其是晋人的潇洒风流、真率任情而又自尊自信尤为钟爱。“李白对东晋的向往，何等执着，可以说是怀有一种情结。他足迹遍天下，曾在许多都市中居留，但次数最多，时间又长的地方，可能要以金陵一地为最。六代豪华，名士云集，文物鼎盛，文彩风流，时时激发他的诗情，在在引发他怀古的胸怀”，“在他的诗集中，以‘金陵’一地开头命名的诗题不下一、二十首，可见他在此地投入的感情之多，与众多的同好者徘徊之久”(1)。他对越中也同样一往情深，一生尝三至越中。“越中山水于李白，固可以消弭烦虑、怡悦性情，更可以感染、熏陶自己的品格、风度和节操。所谓品格、风度和节操的感染力，来自于越中山水的‘开发’者：在汉以自尊的严光为代表，在晋以任情的王羲之、潇洒的谢安为代表，在南朝以恣肆的谢灵运为代表。”(2)总体看，在人格精神方面，六朝名士风流对李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阮籍、阮咸、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等魏晋六朝的名士，常出现于他的笔下。虽然从李白诗歌创作的年代看，其诗歌涉及六朝名士的作品，并非全都产生于个性形成的早期阶段，但他早年通过《文选》等六朝文学典籍的阅读，应该说已种下了形成他后来顾盼、向慕风流潇洒的魏晋人物的最早因子。因此，六朝人物对他的影响应是从青少年就已开始并不断发酵的。李白崇尚并在生活作风上追蹑以任情、真率乃至任诞为特征的魏晋名士风流，当其为处于官场政治文化圈外的在野名士时，其消极性可能会被积极性所掩盖。因为盛唐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张扬充满浪漫豪情的时代，他身上体现出的浪漫、自信、自负以及傲视权贵的特点，不仅会增强其他个性的魅力，还会有助于其声誉的提升，甚而会引起一些士人的赏慕。魏颢对李白的千里追寻，当即缘于此。但是，一旦当他进入高层政治圈子，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任情、真率、放任不羁的个性，与官场政治文化之间的疏离、悖逆、冲突就显现出来了。那种原来为一些士人所仰慕的名士魅力，适成为其政治活动中致命的弱点。任情、真率、放任不羁，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历史与文化情景，被李白不恰当的置于高层政治环境里，就使他由禀赋特异的天才变成了政治上的侏儒。从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待诏翰林期间的作为来看，恰恰是长期形成的名士做派，使他成为长安高层政治中心中最易受到政治伤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