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名”。因为有“名”，所以他们才会赢得统治者的礼遇。历代的帝王，常以礼遇名士来显示自己的胸怀雅量。罗致名士入朝，既可以得到礼贤的美誉，又可以消弭政治上的消极因素。而对于有政治希冀的名士而言，则又可以籍其“名”进而实现其现实的目的。因此，名士与帝王的相互为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惟其如此，士人采取以名士进入统治集团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其现实的可能性。而走名士从政的道路，尽管可能比普通士人所取的常规仕进方式要艰难得多，风险要大得多，但却仍然会成为一些对自己的才性充满自负与自信者的选择，且在不同时代都不乏走这条道路的成功者。不过，这样一条道路，对士而言，关键在于其“名”，“名”之大小，总是与其成功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仕进道路相对宽广的时代。科举制度为具有不同背景的士人的进取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这就使得大量的士子竟趋于科举之途，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也。但是，尽管如此，唐代社会对名士仍然有着普遍性的尊崇。唐代的统治者也常以征召手段，罗致名士，使其或为己所用，或以为政治清明的妆点。以名士身份而入仕，在唐代尽管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李白生活的盛唐，正是以政治清明、重视贤才而著称的历史时期。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士人的用世热情空前高涨。这应该是形成李白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重要背景。但李白却没有选择众多士子竟趋的科举之途。李白之不走科举之路，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前已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往往都是一些个性鲜明、才能超群、独立不羁的人物。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然会影响到他在入仕道路的选择上不同于常人。周勋初先生曾指出：“他(李白)从年轻时起即走上了纵横游侠与乡先辈献赋求仕的道路。他不愿也不能与当代其他文士那样，卑躬屈膝，奔走于势要之门，求得举荐，去走科举的道路。他总是希望像吕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得到他人的赏识与推荐，让朝廷了解，风云骤起，一展抱负。他希望像战国与汉初的游士那样，得到诸侯的礼敬，展现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也希望能像鲁仲连、谢安等人那样，当国家陷于危亡之时，能出奇策挽救危局，功成身退，潇洒江湖。李白的先天禀赋，浪漫而富于理想;后天的教育，又与近世的情况悬隔，因此他的立身处世，矫矫不群，而他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直在为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奋斗。他对自己的才能始终坚信不疑，因此在他奔走四方进行干谒时，其气概也与他人大不相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