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国失去大量的文人雅士，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损失。而我们最熟悉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离开人世的。

　　今年8月24日，是作家老舍逝世50周年，前后有不同的媒体与个人写文章纪念老舍先生，“老舍之死”再次成为一个话题，除了其本身是一个悲剧外，还在于今年初的几起“知识分子自杀事件”，他们的个人抉择与转型期困境交织在一起被解读成政治隐喻从而给其他人的心灵蒙上阴影。

　　“老舍之死”，50年过去了，依然是“罗生门”，1988年，老舍先生之子舒乙主编《老舍之死》，以深情的笔墨，怀念父亲，控诉“父亲之死”，巴金先生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但他并不认为老舍之死就是一种勇敢行为。其后当事人浩然对“老舍之死”给出“缺少家庭关怀”的说法，则让舒乙愤怒不已。

　　1997年，我进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开始了自己的媒体职业生涯，当时做的第一个大型专题报道就是《老舍之死：一个悲剧》，记得当时我采访了舒乙先生，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先生，北大教授张颐武、北大现当代文学博士冷霜先生等，大家都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但由于缺少现场感，很难还原出历史的真相，但不得不说老舍之死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如今又过去了快20年，因为有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本来会更接近于事实真相，让历史的面貌更加清晰，却因为各种原因，反而离历史的真相更加遥远，不过，却加大了阐释的空间。有学者就拿老舍的死与屈原相比，觉得他们都是“爱国者”，死于政治理想的破灭，老舍是一个“爱国者”不错，他代表了五四一代“浪漫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家国情怀”，舒乙就说他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把国家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所以他在1949年毅然从美国回国，并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先后写过不少歌颂新中国的文章，沈从文曾在日记中流露过自己难以被“改造的旧时代文人气质”，即天然的“个人主义”，后来他干脆罢笔，但老舍一直是“积极分子”，主动参与各项政治运动，逐渐把国家人格化、神圣化、偶像化，其结果就是消灭“自然神”，树立“人间神”，而被这种“神圣化国家观念”教化出来的红卫兵，也就是殴打老舍的女八中红卫兵，学者秦晓“回忆老舍之死”提到红色的贵族，还有他曾参与的西纠队等各种红卫兵组织，他们天然具有一种“国家正义感”，当时他们是为了“纠走资派”，按理说老舍本不在他们的纠察之列，但老舍“积极作为”反而成了这一运动放大后的“牺牲者”。“以国家名义”消灭个人，在当时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也是他们现在拒不承认个人错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