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贾平凹一直努力着将中国乡间的山石明月，民情风貌与世界汇合。20xx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他不断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的东西若缺乏世界性，它永远走不向世界。”他还不止一次地认定川端康成的成功正是其用日本的传统写出了整个民族的现代意绪，“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心境、认识世界的见解。”

　　“川端康成的感觉我是无法学到的，但川端康成作为一个东方作家，他能将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日本民族传统的东西，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境界，这一点太使我激动了。读他的作品，始终是日本的味……（《答文学家>编辑部问》）

　　“古老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看作纯粹的形式的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四十岁说》）

　　于是，贾平凹决定“追逐着西方文学的境界”，“在中国的乡下和小镇的的土地上刨虫子、谷糠、茶叶和石子”用“有意味的形式”，“写中国的文章”。这一切的追求，正折射着贾平凹对乡村文化的追捧和重视，只有这样，他的“风情散文”的思想容量才能得以扩充。

　　诚然，在众多的“风情散文”中，贾平凹描绘了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化”的民情风俗，凸现出了他眼中的“东方的”，“我们民族的”现代品格。这种品种的背后潜藏着一颗关怀生命和人类苦难的拳拳之心，这颗心也生成着一种隐形的磁力，让我们沿着托尔斯泰，川端康成和中国的李叔同等人去寻找现代人的魂灵。

　　“关心社会，关心生命，如果有悲凉，那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关于人的大悲哀；如果焦虑，也不是个人的得得失失，是关于时代的大焦虑。”贾平凹正是这样将一种忧患心理糅进一篇篇奇妙的文章，在关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关怀着我们人类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