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满身佛性，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是性灵中人。他的性灵，不是小性灵，而是大性灵。性灵小则表现为聪慧灵气，大则表现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同心的浩然之气、齐物之气、大慈悲之气。《红楼梦》的性情、性灵都呈现为一种精神气象，领悟《红楼梦》就要领悟出这种看不见的但可以意会到的大气象。贾宝玉身上就有这种气象，所以我把他视为准释迦、准基督。91

　　贾宝玉的身上集合了佛家慈悲精神所能体现的一切优良品质，贾府里唯有他能发现女儿国的诗性生命，能真正尊重女性的生命本真价值，并与她们同悲欢共歌哭，他还无差别地爱一切人：

　　他有一颗与林黛玉的心灵相通相知的大诗心，……这颗诗心爱一切人，包容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他不仅爱那些诗化的少女生命，也包容那些非诗、反诗的生命，尊重他们的生活权利，包括薛蟠、贾环，他也不把他们视为异类。……贾宝玉心里没有敌人，没有仇人，也没有坏人，他不仅没有敌我界线，没有等级界线，没有门第界线，没有尊卑界线，没有贫富界线，甚至也没有雅俗界线。这是一颗真正齐物的平常之心，一颗天然确认人格平等的大爱之心，一颗拒绝仇恨、拒绝猜忌、拒绝世故的神性之心。……贾宝玉的大诗心，正是这样一种大包容、大悲悯、大关怀的基督之心，也是一种无分别(把人刻意分类的权力操作)、无内外、无功利的菩萨之心。92

　　刘再复要创立在禅宗中加入“情感”中介的《红楼梦》宗教，他没有像俞平伯那样把“色空”意象中的“色”理解为色欲之色，让“色空”回到了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93然而他加入的这个“情感”中介如果仅仅表征以女儿为偶像的“情感”，则显然不足以彰显《红楼梦》作为宗教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在这一点上，他的情感宗教同样暴露出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歧，即用理性的态度来创立一种感性的宗教。刘再复的好友李泽厚在他近年的哲学反思中再三申说“情本体”的概念，这种强调情感的本体论哲学显然是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逆向的，但在这个概念中，李泽厚寄托了对中国文化的希望，中国文化不是罪感文化，而是乐感文化，这种文化“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它的最高境界是“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谓尽性知天、穷神达化，从而达到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94作为“乐感文化”基础的情本体，表现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珍惜，“对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恋、感伤和了悟”。95不管情本体在哲学上成立与否，它都真正体现一种天地境界。刘再复没有选择“情本体”而是更为狭义的“情”来创立他的情感宗教，或者是因为“情本体”所由之溯源的“乐感文化”与《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相悖，但这种狭义的选择显然也不能与禅宗哲学的宇宙视角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