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真诚的创教意图深层，是和李泽厚一样的借中国文化创造普世价值的愿望，尽管他的创教言说很多夸大矫饰之词，很多空疏和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这种视角都是中国红学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大视野。《红楼梦》一直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文学，《红楼梦》中纯粹中国语言的不可翻译性，本身就彰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层的不可通约性。如果借助宗教的中介，借助同基督教神秘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存在主义哲学、荒谬哲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代表的中国文化才有更多可能走向世界，成为人类世界性价值的一部分。《红楼梦》的情感宗教世界中存在众多诗性的生命，那是真正属于中国的诗性生命，他们的归宿却都属于彼岸世界，曹雪芹从这些生命的毁灭中体悟到了至深的悲剧精神，那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属于宇宙的生命悲剧：

　　《红楼梦》的哲学意味正是，人类的诗意生命应当生活在泥浊世界的彼岸，不要落入巧取豪夺的深渊之中。人生只是到人间走一遭的瞬间，最高的诗意应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林黛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返回宇宙深处的故乡时，不带地球上的浊泥与尘埃，依然是一片身心的明净与明丽，依然是赤子的生命本真状态。《红楼梦》之所以是最深刻、最动人的悲剧，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曲悲绝千古的诗意生命的挽歌。96

　　然而，为什么这属于天地境界的情感宗教和诗性悲剧还是要回到百年前的五四?为什么刘再复的新启蒙就不能彻底告别此岸世界的经世理性?

　　(三)翻转的五四与重创的历史

　　刘再复在对他早年五四研究的回顾中，提出五四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运动，五四是“病理学启蒙”，“是用病理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历史。它看到的是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病态。坏的方面看的很透，以至于看到中国已病入膏肓”，97就选择激烈的反传统来疗治这种病态。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则是“生理学启蒙”，“因为它重在建设、建构，出现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和创造者。”98他感慨西方启蒙惊人的创造性，而中国五四却远远没有创造出可以取代旧传统的新传统，《红楼梦》代表的旧传统仍然屹立至今。在他看来，五四的失败在于没有树立正确的批判对象和正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