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即把《京华烟云》同它全力趋鹜的《红楼梦》相比，在整体上远不具备那种“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风度与气魄，尚缺乏《红楼梦》那样渊赡博大的浑一性和兴味无穷的感染力。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译文质量的不尽理想，也是个重要因素。我曾想，在现代作家里中英文水准均属一流的郁达夫，当年如果能够兑现对林语堂的承诺，完成《京华烟云》的译事，那么，如今流行世间的该书，很可能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走的是以考证为主的路子，而且把重心放在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及其成书情形和文本评价上。坦率地说，林语堂做这样的学术选择，多少有一些兴趣至上的意思。因为围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及其艺术成败问题，自清代至今天的红学界，一向见仁见智，各有所持，而事实上，如果没有新的坚实的第一手材料做支撑，已有的种种说法充其量不过是既无法证实，亦难以证伪的一种推论和揣测，其学术价值不会太高。林氏的红学研究大抵可作如是观。他在《平心论高鹗》等文中所强调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续，而是他在曹雪芹残稿的基础上修补而成；高鹗的功劳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云云，固然可以开阔人们的思路，但是想作为学术定论，无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倒是在以上过程中，林语堂表现出的小说家特有的对艺术感觉和创作经验的注重，以及企图将这一切融入文学考证，用于解决作者问题的努力，似乎有着方法论的启示。这才是林氏对红学的真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