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写过一幅融合了自矜与自勉的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质之以他毕生的写作经历和文学成就，应当承认，这幅对联并没有太多的夸饰成分，而是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双语作家，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由于早年一直就读教会学校，所以，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倒是明显晚了一些，但经过后来在文化和文学实践中的一番“恶补”与长期浸淫，竟也能撷英咀华。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他围绕孔、孟、老、庄，以及武则天、苏东坡所作的持续译介或生动描述，即使单就其随意品评古典小说的文字来看，亦每每不乏高妙精彩之论。

　　譬如，《苏小妹无其人考》调动多方面的史料，鞭辟入里，去伪存真，说明冯梦龙《今古奇观》所记苏小妹“三难新郎”事，纯系小说家言，而非历史真实，便有助于人们懂得怎样看小说中的历史和历史类的小说。《刘铁云之讽刺》由刘鹗《老残游记》的楔子说开去，指出其中包含的中国国情与作者幽愤，亦不失启人心智和发人深思。而一篇《谈劳伦斯》，更是凭着对《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两性描写的恰切对比与奇特分析，而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广有影响。

　　当然，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界域里，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进而上升为一种浓烈的生命情结和重要的文学资源的，还是一部《红楼梦》。关于这点，我们读林语堂的传记资料以及作家本人的一些作品，不难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1916年，林语堂来到清华园任英文教员。有感于以往教会学校对中文的忽略，他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而这时候，《红楼梦》就成了理想的教材。用作家在《八十自叙》里的话说就是：“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