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星照命》的英文颇明快,即便述及个人至痛至悲处,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或揶揄,或自嘲。讲到自己在外文局食堂被批斗,被迫站到3张桌子摞起来的最高层,颈挂大他一倍的木头黑板时,杨宪益还特意在行文中采用英制单位：“因为我离地十英尺,当时惟一的恐惧是他们会发飙,开始踹我,或在怒火中把我从高处推落。那我就要腿断臂折了。”

　　他写到自己在挨批时精神濒于崩溃,时刻觉得同事欲行加害,竟要戴乃迭写信给党的统战部派人来救他；他还觉得有坏人藏在出版社,操纵一台邪恶的发报机,不停向他一人发送信息。他还幻听,坐在家里,听见毛主席在隔壁屋里说话：杨宪益不是坏人。

　　看到这里,读者多半是要苦得落泪的。

　　杨宪益的翻译生涯大部分不能自主。事实上他并不喜欢《红楼梦》,尤其对书中无尽的宴饮感到厌烦。戴乃迭则始终无法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不带着林妹妹私奔,两人照例是奉命翻译。相反,霍克思全凭对此书满腔热爱,才全身心投入其中,并很快就把翻译《红楼梦》当成全职工作,为此辞去了牛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教席。他乐在其中,翻译过程中自绘大观园地图,标明各个人物住房的方位,以求直观理解原著。对书中人名、地名、餐具、食谱的中英转换,亦乐此不疲。如丫鬟名全采意译,戏子名法语化,僧尼和道士则统统译作拉丁语。而或许世风使然,或许本人忌红,霍克思不仅将书名由《红楼梦》改回《石头记》,亦改红为绿,将“怡红院”（HappyRedCourt）译作“翠喜堂”（HouseofGreenDelight）。

　　霍克思不为国家雇佣,翻译《红楼梦》亦非效命于外宣,在严谨的学术态度下,尽可以自由为之,并以此为乐。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若英语读者能从中得到他读此书时乐趣的百分之一,作为译者,他也便知足。　　也许我们永远不该轻谈霍杨之译孰优孰劣。当我们多少了解了一些译者的命运时,就更不该妄加评判。

　　至少有一次,杨宪益是率性而译的。那是他24岁在牛津读书时,出于闲情（forfun）,而以仿冒的英雄体（mock-heroic）译出了《离骚》。采用这种过时的诗体多少带些嘲弄的意味,因为他一直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几百年后汉代的淮南王刘安。许多年以后,霍克思看到杨宪益译的《离骚》,大为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