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说到底，杨宪益从不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比起霍克思来，生活中的他更喜笑谑，由于嗜酒，朋友们赠以别号“酒仙”。1968年4月他因“帝国主义特务”罪名被捕时，还与戴乃迭整晚在家中喝酒，太太喝过就睡了，杨先生继续，孰料喝到一半就被带走。入监时，同号的犯人闻见他身上的酒气，以为这老头子喝多了在外面闹事，才被抓来。坐了四年大牢，经历了无数次提审和信以为真的假枪毙，杨宪益终于被释放回家，4年前喝剩下的半瓶泸州大曲还在桌上,却早已发黄而不能续饮。

　　特殊时代下的翻译人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1936年入读牛津大学,1940年携英国女友戴乃迭回国,在贵阳、成都等地短暂任教后,入国立编译馆,受主事的梁实秋委派,着手英译《资治通鉴》,从此以汉语经典英译为终身事业。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润色校改,夫妇合作无间,获得举世称许。“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闵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写道,“若无他俩及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

　　解放后,杨戴夫妇来到北京,任职外文局,疯狂投入工作,译出《儒林外史》、四卷本《鲁迅选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等众多汉语文学名著。大跃进时,两人主动响应,废寝忘食,力争工作量翻番,只用10天就译完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杨宪益阔少爷出身,性格中颇多闲散,然而工作中不能自主的地方实在太多,审查无处不在,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并一度自称“受雇的翻译匠”。而且夫妇两人的大量时间,都用于翻译无数的最高指示和领导讲话。杨宪益当年遭批判的一条罪状是：中文里明明有六个“毛主席”,译文只出现两次,其他的都用“he”代替。戴乃迭亦曾奉命翻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愤怒之余,竟在译稿上批注：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对外宣传中非常愚蠢云云。此举事后亦成她一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