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南峰大概不知，按当时的标准解读，焦大是劳动人民，属正面人物，发酒疯也是批判腐朽没落阶级，自然该正气凛凛。

　　张引原著例句：“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曹雪芹没有写明焦大被拖走时脸朝上还是朝下，霍克思却在此处加了半句：“andthrowinghimfacedownwardontheground”（脸朝下掀翻在地）。张南峰认为：“这个姿势会令焦大痛苦不堪，却令看热闹的读者乐不可支。”

　　不过，一触及书中的性事或亵语，杨宪益便不那么忠于原文，不仅能省则省，能略即略，甚至多有洁净，至原著粗俗难耐处，宁可多落个一句半句也不可惜。霍克思则全不避讳，予以充分还原，在处理薛蟠的著名春诗时，还额外给句中的性器加了一个“big”。

　　关于杨霍两译所呈现的两种面貌，张南峰解释说，实因两国翻译理念不同所致。英国讲究可接受性，而中国的翻译规范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倾向于充分性；另一层原因，则因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更何况这部作品是最高领导人评价很高的”。1980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座谈会上，戴乃迭说，她觉得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像力，而他们钦佩的霍克思则有丰富得多的创造性。

　　霍克思个人喜好译书，他本人也以向读者传达阅读乐趣为己任，因而更重译文之可读性。而杨宪益夫妇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从事翻译。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出版其译本的外文出版社也是非常官方的，然而该社的产品其实很难进入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其翻译出版工作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是由来源系统发起的，主要是给来源文化中的读者看的。所以，译文没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却很有必要遵守来源系统的各种规范。”张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