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郭沫若对诸子的赞扬和批判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还是过于激烈，有失偏颇。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他大力赞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却极力反对与之相对的墨家和法家(前期法家除外)。对于变革时代的百家争鸣，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产生的背景，都旨在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不同的问题入手，不同的角度出发，诸派都尝试用一种理论去解决，所以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不到之处。郭沫若只依据单一的标准，去分析评价诸子学派，有时显得过于苛刻，而不够客观。

　　我们在评判古人的思想时，应该还原其当时的学术环境和社会背景，并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诸子学派是如此，当然对于郭沫若我们也应当如此，因为他研究历史的态度，是集科学的严谨和现实的需要以及历史的感情于一身的，这也表明了历史研究总是不能摆脱一定的社会制约而达到纯粹的客观。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郭沫若认为，只有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某一社会思潮或思想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存在恒久的价值，因为人民的立场就是进步的立场。因此，郭沫若说到“人民是不朽的，谁得到人民力量的便会胜利，谁失掉人民力量的便会失败。”人民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政治术语，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力量，是社会的主人，也是其前进的推动者。人民中的主体永远都是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每到社会的变革时期，要求进步与解放的劳动人民总是和维护旧秩序的统治阶级相对立。“我们不蔑视文化遗产，但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是绝对的是非，不做盲目之墨守。”郭沫若认为，要想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可以实现。所以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