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认为墨家的立场是错误的，“天志”、“明鬼” 的思想完全带有宗教神秘的色彩;“兼爱”与“非攻”也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出发点，对强者欺负弱者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尚同”的思想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有力证词;“节用”、“节葬”作为与儒家所倡导的“礼”相反的命题而出现，只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同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百姓的生活俨然是节无可节的;“非乐”其实是在剥夺百姓劳作之余，活动筋骨，击缶作乐而已。孔子将礼与乐等文化形式与艺术形式传播到下层百姓中，使人民也能共享其美妙，陶冶情操，而墨子却只知道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上，一味的鞭笞民众强力疾作，否定音乐，否定所有的艺术形式，反对人们快乐的享受生活。

　　对于法家的批判，郭沫若也贯穿进了这一标准。他认为前期法家的产生，依赖于社会的变革。因为“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的产生，有了新法制的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法制的法家思想的出现。”这个时候的法家是支持新生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统治阶层的利益。他们主张把分散的私门的力量其中起来，也是从国家富强的角度出发，因而郭沫若说到“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所以他进一步肯定了前期法家是“富有进步性的”。但是到了韩非那里，郭沫若就对法家做出了严格的界定。从思想渊源来看，韩非应该被称为“法术家”，他继承了商鞅关于“法”的思想，又补充进了申不害“术”的思想，无论是“法”还是“术”，韩非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的，是一位“极权主义者”。郭沫若认为他至始至终都是在替君主出谋划策，镇压人民，“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所以郭沫若对他的主张基本都加以否定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