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郭沫若又总是“古代”的郭沫若。郭沫若有“历史癖”、“考古癖”，终其一生对远古文明充满着无限向往，憧憬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认为那是人格得以高而全的发展、文艺得以纯而美的实现的理想境界。郭沫若重建民族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回到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这就是他终生无法剥离的“返祖”情结。远在郭沫若从事甲骨文、古代史研究以前，他就已经十分重视人类幼年时期创造的远古文明，这在郭沫若前期的新诗创作与理论文章中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了。在郭沫若看来，“原始人与幼儿的言语，都是些诗的表示，”[1](p48)，在原始人的创作中蕴含着诗的本质，可以发现做诗的诀窍。“原始人与幼儿对于一切的环境，只有些新鲜的感觉，从那种感觉发生出一种不可抵抗的情绪，从那种情绪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这种言语的生成与诗的生成诗同一的。”[1](p48)在打倒孔家店的滔天声浪中，郭沫若却把孔子尊为“球形发展的天才”;在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呐喊中，郭沫若却大写历史剧，甚至在思想已经向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以后，郭沫若却一头扎进甲骨文、青铜器中。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他如鱼得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短短数年，他由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积累的门外汉，一跃成为在考古、古代史领域内建树卓著的大宗师,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系列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说明郭沫若对于古代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亲合性——他可以轻易的回到远古社会，破解甲骨文、凿穿彝铭之“混沌”，并理解其背后的远古文化。郭沫若的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相通才是理解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