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我们才可以理解以原始思维互渗律为基础的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长期以来，学者们为了证明郭沫若所谓“时代精神”，总是力图在最新事物上千方百计寻找能与郭沫若联系的蛛丝马迹，而几乎完全忽略了远古的东西可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和上升，那么，最远古的人类文明与最现代的人类文明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独特的相似性，不是同质相似就是异质相似。这也是“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可以在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里接轨重要保证。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交织成了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成为我们重见郭沫若心路历程的“时间隧道”。屡遭讥讽的郭沫若所谓“趋时”的人格现象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这两种背离性的精神矢量在郭沫若头脑中互渗在一起，形成一种优势灶。当它们发生的过于强烈和频繁时，就会最终导致一重化(既不能把观念的现实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加以区分)，并形成一种稳固的心理场，使郭沫若不能把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在这样的精神结构中，个人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个人，时代与个人“一重化”，个人也就成为时代特征的投影。文学革命时期，郭沫若是纯美文艺的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却成为宣传政治的“留声机”。这种“善变”，并不能说郭沫若的人格是低劣的、“无特操”，因为郭沫若的人格特征不在于恒定性，而在于时代性。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的互渗，同一精神结构中形成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精神矢量，必然会形成这一精神结构强大的隐喻功能：在表面上相差很远的两个对象中发现相似性。隐喻功能又导致精神结构的混沌态。混沌并不是混乱，也不是简单的无序，而是无序中的序，是一种具有丰富的内部层次的和精细结构的序。具有混沌态精神结构的人，比平常人更能够对整体进行分解和组合，也便更能在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事物的相似性或交融点，可以在一个单一的事物或结构中发现更多的属性。主客体的互渗，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看似荒诞，却可以使思维主体从运动和变化的角度看待事物。有几个“自我”，郭沫若就有几个视角。当这样的精神结构与不同领域内的具体对象相碰撞时，就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当这种碰撞运用的不恰当时，郭沫若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荒谬错误，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接轨所形成的“叩其两端”的精神结构，还是索解郭沫若这样一位有着多方位惊人创造的“球型天才”的重要视角。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创造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返祖”性使他比一般人更能了解远古文化的奥秘，理解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知道他们如何在龟甲兽骨上占卜、刻写，看到甲骨文背后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对最现代的科学知识的吸收运用，又使郭沫若知道如何合理的研究甲骨文，知道如何进行断片缀合、残辞互补、校对去重、划分年代，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之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开创性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名郭沫若研究者，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再次反观郭沫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单纯认定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或从人格上垢病他的缺失、从学术上指责他的纰漏。从精神结构的角度入手去探讨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开拓性伟大建树的“全能文化冠军”进行整合，使郭沫若研究走出目前混乱的局面，让不同派别的郭沫若评价者、研究者都真正全面深入的认清郭沫若，正是实现郭沫若研究世纪转型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