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力图“公正评价郭沫若”，还是偏重“从另一侧面”“反思郭沫若”，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郭沫若的思想“转换”上。时代转换，郭沫若就随之转换。每次“转换”，郭沫若几乎都是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更新。同时，这种思想“转换”也被某些郭沫若的批判者垢病为“无特操”。现象的评论不能代替原因的探究，真正值得探讨的是郭沫若的精神结构，这将成为解释所谓郭沫若“人格现象”的根本所在。

　　郭沫若终其一生都与“时间”有着不解之缘。因此，考察郭沫若，如果剥离了“时间”这一重要概念，将一无所得。郭沫若是怎样与“时间”结合起来的呢?对于“时间”，郭沫若总是“叩其两端”。他永远意气风发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永远沉浸于遥远虚幻的远古历史的地平线，在龟甲兽骨上摸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迷失的世界”。本来趋向于无限分离的时间的两个极端在郭沫若那里似乎接起轨来，仿佛构成了一个“时间隧道”，任由郭沫若在“上下五千年”中自由穿梭。

　　郭沫若永远是当代的郭沫若。他的一生都在不断“转换”。他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向旧时代告别，向新时代迈进。他永远属于当下的时代，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是弄潮儿、排头兵、新时代的“第一小提琴手”。渴望占领时间制高点的当代意识，伴随了郭沫若一生。郭沫若的精神挽具总是牢牢地套在时代这匹烈马身上。时代就是他，他就是时代，这使郭沫若始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郭沫若对于当下的时代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融合性。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郭沫若总是紧紧与当下的时代渗透在一起。文学革命时期，他是自由体白话新诗的旗手，是纯美文艺的提倡者与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是宣传的“留声机”，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号角;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副主任，是有着中将军衔的戎马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是第三厅厅长，是负责对敌文艺宣传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解放后，他创作出《新华颂》，率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声歌唱;大跃进时期，他领衔编辑《红旗歌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又“别出心裁”的炮制了匪夷所思的《李白与杜甫》;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他又张开双臂，热情的迎接“科学的春天”……郭沫若对于任何新的事物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合力，他之所以能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多维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永远渴望并善于吸取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永远渴望创新。《女神》“开一代诗风”得益于对外国新诗的借鉴;《残春》是现代中国最早引入精神分析的短篇小说。他还是20世纪中国历史剧的最早提倡者和成就最高者;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自传体文学样式似乎也是为郭沫若所开创。二、三十年代的考古、古代史研究之所以成就巨大，也是以最新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