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而形成的当代意识和相伴终生的“历史癖”、“考古癖”而形成的“返祖”情结显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思维矢量，但它们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郭沫若身上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交织成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表现在郭沫若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例如，开一代诗风的《女神》。细读《女神》，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女神》中既有最原始的东西，又有最现代的东西。一方面，《女神》充满着个性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或隐或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构成“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郭沫若精神结构中当代意识的集中体现。同时，另一方面，《女神》的代表作又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史前世界。在这里，既有天狗吞月、凤凰涅槃、处女生育(《地球，我的母亲》)等神话情结，又有对女神、大海、太阳的图腾崇拜。另外，《女神》物我合一的抒情主体、单色的想象、线型排列的诗句、呐喊式的抒情方式，都显示着原始的冲动与强力。更不必说创作高峰体验时那种巫术仪式的突发迷狂般的灵感与顿悟。这两种时间差距遥远的精神矢量在《女神》中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产生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创造，闪烁着不可模仿的“天才美”。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除了处于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外，远古“大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恐怕也是激励郭沫若向往共产主义的“前理解”。更不必说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最古老、最原始的远古文明相结合而产生的郭沫若的考古、古代史研究领域内的巨大成就了。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也是用最先进的精神分析去体察古人的心理。当代意识与“返祖”情结的双重投影下，时代精神与历史幻觉交融在一起，从而在古人的骸骨中吹进了现代生命的气息，把历史剧变成了“献给现实的蟠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