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小顾城几乎不了解自己的母亲，所以母亲只是处于想象之中，无法企及，顾城只是单方面地建构了这一想象。这种固执是他性格的一个基本特征。父母都健在，但是因共产主义体制的关系，顾城太久失去了他们。父亲跟他较为亲近，尝试去理解他那些不轻易说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情绪。和谢烨结婚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为了在上海买一个又旧又老的房间，花了上千元的人民币，这个房间跟一架三角钢琴的空间差不多。据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论，这笔钱是一个大数目。就在这间“公寓”里马汉茂(Helmut Martin)曾经有一次拜访过他，连声叹气。告别的时候，马汉茂把一个信封压在顾城的手上请他收下。当马汉茂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这个曾经的东方大都会中消失，顾城才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300元人民币。“如果我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我肯定是不会接受的。”他说。尽管那时他每个月才赚16元人民币，跟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所赚的钱一样多。

　　中国人用“”字来象征婚礼，意思是双重的高兴。于顾城而言，则是双重的烦恼。婚礼庆典刚结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新郎官给五六个客人每人分了一块巧克力，而客人们都觉得被冒犯了，这个年轻的家伙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的应有尊重。人生的大事不能如此草率地对待@。后来有一个星期天，我们还有谢烨，一起去看题为“颓废的艺术”(Entartete Kunst)的展览，展览在柏林博物馆岛上的东边。他告诉我：“我想，婚后我跨入了一片天地，但不是一片我可以去感觉的天地。”在思绪中他又一次地设想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等着他，同时又无法避免。“人生中第二个最艰难的阶段是在1983年结婚前的五年，以及之后的很多年。五年来，我，一个北京人，一直努力说服身为上海人的岳母把女儿嫁给自己。她不能理解我想要什么，因为我也可以不用怎么费力地在北京找到老婆。只有中国人能理解并对这种处境深有同感。此外，我如实地介绍了自己，是一个跟惯犯差不多级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