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次，顾彬作为厨师为大家准备着美味可口的中国菜(面汤)，我递给顾城一本文集《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视角中的中国1919“五四”运动》。当他发现在李夏德的文章《现代主义与异域影响：以早期郭沫若和顾城为例》中，自己和郭沫若的名字在一起，并没有做出什么消极的反应。我并不感到奇怪。这是可以理解的。惠特曼或许是顾城早期创作阶段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也就是当他的“黑眼睛”开始寻找光明的时候。任何读过《生命幻想曲》这首诗的人，任何哪怕只知道一点点惠特曼和青年郭沫若的人，必然会明白他们志趣的相似性：

　　我要唱

　　一支人类的歌曲

　　千百年后

　　在宇宙中共鸣

　　从3月23日到4月2日，我必须回斯洛伐克几天，主要是参加庆祝伟大教育家、“人民导师”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1592-1670)诞辰四百周年的会议。这次会议于3月25日至28日在高塔特拉举行，是由巴特戈德斯贝格的洪堡基金会组织的。自1967年以来，我一直得到该基金会的资助。我有一个感觉，顾城和谢烨等着我的归来。故在回到柏林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4日，就给他们打了电话，谢烨告诉了我她们的新电话号码。我们约定4月5日(曾经这天，离毛泽东去世只有几个月，曾经这天，对中国事件的发展来说尤为值得注意)的那个星期天下午见面。但是对于曾经的这天发生过什么，只字未提。

　　我们坐在起居室里面：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沙发和床罩上了猩红色的织物，还有两把靠背椅，一红一绿。白色和猩红色搭配一直让我想起某种很颓废的东西，这些是我个人在文学，尤其是艺术中最喜爱的;墨绿色是人类胆汁的颜色，胆则是人类忧郁的器官。架子的外侧摆满了书，这些书的主人是冯铁，他是顾彬柏林公寓的室友。房间的这些摆设，于我饥渴的灵魂而言，一下子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