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

　　翠翠的爸爸是个军官。“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如何流行。”在同翠翠母亲发生了暧昧关系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这比牺牲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也曾是一个军人，为人正直、义气，不仅自己深受人们的信任，同时还把自己的两个

　　儿子教育得非常出色。

　　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表达了对家乡受“现代化”影响变化后的深深失望，尤其是年轻人的壮志、雄心和锐气都被消磨殆尽，而这些美好的东西幸好还能在几个军人身上看到。“当时我认为惟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以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轻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像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道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样的军人是沈从文精神上惟一的安慰，正如苏雪林所说，作者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机利”。

　　“边城”

　　“边城”本是一个和谐、自足的体系，作者所精心营造的“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当大老天保“坏了”之后，失去了平衡，发生了倾斜。沈从文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夏雨欲来的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好人受难”本身就是悲剧。

　　《边城》正如废名的《菱荡》，主角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城，是由所有的人物构成的那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可以洞见生活的平凡与莫测，人性的挣扎与坚守。沈从文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见地，甚至是“傲慢”。“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谈及创作，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就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或者叫野心。人性，本是个中性词，然而在人们的理解中，总是愿意接受并使用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在《边城》中这种美丽而富有感染力的“人性”，就表现在翠翠的等待中。因为翠翠的等待，使人看到了命运的无常，也因为翠翠的等待，使人看到了“人性”的力量。二老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正是在这种不可知中，才更加有力地彰显出翠翠身上的美德，这种美德是属于翠翠的，也是属于民族的，即使世界化为灰烬，这种美德依然在不起眼的世界角落一隅闪闪发光。

　　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把文学分为两大类：知识的文学和力量的文学。前者教导读者，后者感动读者。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感染人的力量。

　　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曾动情地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地)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翠翠的母亲用自杀，亦即死，成全了自己的爱情。而翠翠，则用等待，亦即生，圆着自己的爱情梦。在翠翠的等待中，沈从文的“白日梦”得以实现，因为我们在其中感受到的，正是那种令人备感鼓舞的“勇气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