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人生经历不同。

　　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不同的性格特点，乃至不同的创作个性、文学风格。

　　沈从文在凤凰城外清澈的水边长大。他与小伙伴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犯人的尸体，美与丑的呈现，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凤凰上私塾的几年中，沈从文经常逃学去捉蝈蝈，观察别人磨针、做伞、剃头、打豆腐、染布、屠牛、织簟子和打铁，甚至辛亥革命。 [2]沈从文熟知湘西的风土民情，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汪曾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其父汪淡如，是一个“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的多才多艺之人。汪曾祺多受其父亲温厚善良的性格影响，童心不泯。相较于汪曾祺的恬淡闲适，沈从文则有些沉郁。沈从文坚持自己就是个“不想迷宫扭摆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连结时的美恶，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情感，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情感。”

　　其二、创作理想不同

　　沈从文移居到北京、上海后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这种隔膜他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 ‘人性”。他崇尚的自然人性，主要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中又常常伴随着原始民族的蒙昧的悲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沈从文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

　　汪曾祺生长于江苏高邮，后来定居于北京。他的作品中，常常写江南美景和京城的大杂院小胡同。他追求淡泊清新，不为外界的喧嚣所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汪曾祺的写作题材往往是凡人小事，这些小品文适应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他的作品也流露出道家悠然任化的意趣，他对人生的理解和叙述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曾祺小说中的审美情致，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对民族传统美德的赞美。他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5]其次，哀叹人性中丑恶的部分。第三，揭露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点。汪曾祺说“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