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的杀人叙事话语中，虽然杀人与看客密不可分，两者往往相互依存，同时出现，但不同作家还是有不同的书写侧重。鲁迅的创作目的旨在展示愚弱的国民性，所以多将目光聚焦于刑场周围的看客。而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则为了凸现政治集团滥用权力草营人命的事实，书写的重点是杀人本身—被杀前的刑讯逼供，行刑时杀人者与被杀者的表现，杀人后活人玩弄死人头颅等过程。尽管如此，沈从文的杀人叙事还是有意无意地再现了一批看客群像，具体地说有两类:一类是残忍型看客，他们不仅愚昧，面对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时，也没有起码的同情与关怀，甚至还能从玩味别人的不幸中获得某种满足和快感。《菜园》中的看客无疑是愚昧的，不要说城里人对XX党的献身十分冷漠，就连死者的母亲也与夏瑜之母一样，对儿子的被杀只有痛苦，没有理解。《新与旧》中的“全县城军民各界”面对革命夫妻被砍头，在“齐声喝彩—对于这独传拐子刀法喝彩”的同时，还觉得刽子手的“将来不可小觑”，而对死者没有丝毫的同情，更谈不上理解与怀念。这些看客总能从他人的痛苦中找到刺激和乐趣。由于有他们的存在，人间的一切悲剧都可以化为可笑的表演，成为使人兴奋的游戏，变作娱乐的材料;另一类是帮凶型看客。这类看客也许并不那么无知，能够分清是非，但为了依附强势力量，昧了良心趋炎附势，或者从自己的隐秘私欲出发，不仅极度漠视他人的痛苦，而且落井下石，主动参与践踏受害者。《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提议将巧秀妈沉潭处置时，族中人为了“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与“图谋那片薄田”，不加思索便随声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剥个净光”。他们“一面无耻放肆地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看着老族祖将其推人深潭中活活溺死。《渔》中的两族人械斗时，男人作为参与者上前作战，女人作为看客一边呐喊助威，但械斗结束后，他们又都成了悲剧的制造者，一起杀俘虏、烹人肉。这类看客有的只是虚伪与残忍、私欲与暴庆。他们以示众弱者为娱乐，成为了暴君的臣民，将无以生存、无力抗争的同类推向祭祀的刀姐，在有意无意之中做了帮凶。